然而，人情支出在带来上述积极效应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消极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人情支出已然从情感传递演变为沉重的家庭债务。这种炫耀性支出的背后是以牺牲健康、教育以及流动性储蓄为代价，导致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压力。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人情支出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收入的增长速度：2005-2009年间，人情支出的增长速度约为18-45%之间，而家庭年均收入的增长仅为10%左右[1]。在我国农村地区，传统的人情支出已经异化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成为被强制消费的“奢侈品”。受乡土习俗的制约，家庭若不随礼或是随礼不对等会触及传统社会规范，并会受到严厉的乡里制裁。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提出：我国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坚持精准扶贫，努力阻止因病致贫，使我国青少年们能够获得更优良的教育学习机会，以待未来能有更有前景的就业机会，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教育不仅可以提高贫困农民的自身能力，使其摆脱贫困并实现可持续生计，还能改变贫困农民自身的脆弱性[2]，而低下的受教育水平正是阻碍农村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向人力资本投资也是破解救济式扶贫返贫率高弊端的重要举措，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充分发挥贫困群众主观能动性，让其在外力帮扶下真正脱贫或再度致富的重要内涵。

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主要研究以下问题：（1）人情支出日益攀高的内在经济学动机是什么？是否具有炫耀性抑制或显示性消费功能？以及居民家庭会选择哪一类群体作为人情支出的参照标准？（2）人情支出对子女教育投入是否具有挤出效应？如果有，那么其影响程度有多大？人情支出畸高能否解释为什么落后地区的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的不足？（3）如果人情支出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挤出效应，那么这种挤出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源C于H优J尔W论R文M网WwW.youeRw.com 原文+QQ752-018766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情支出具有鲜明的攀比特征，人们通常会以同村人的平均人情支出水平作为自家人情支出的参照。受到这种攀比效应的影响，人情支出对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投资具有挤出作用，对非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投资也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考虑人情支出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人情支出对子女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仍然成立。

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对于准确把握城乡居民家庭人情支出日益攀高的内在经济学动机具有参考价值。本文关注的是城乡居民家庭人情支出是否影响了其在教育等关系到家庭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投入。其次，样本更加具有代表性。CGSS2010在家庭消费部分调查了居民家庭人情支出情况，包括了我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是具有极强代表性的大样本微观数据。该样本的一大优点是可以将研究的人情支出攀比参照组细化至县区和村一级层面，这比以往以省为参照组的研究精确性更高。其三，在人情支出内生性问题的处理上，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识别策略，将“居民家庭是否处于粮食主产区”作为人情支出的工具变量。这一工具变量的核心理念在于社会生活制度对于居民成员行为的约束性，为人情支出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本文其余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了人情支出相关文献的梳理及回顾，第三部分建立了一个关于人情支出与周围居民家庭人情支出、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理论框架；第四部分建立关于人情支出对子女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计量经济模型，并且介绍了本文研究变量的选取与描述；第五部分是关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稳健性检验；最后总结全文并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