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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心理弹性国内外研究状况：
英国精神病学家Rutter(1979,1985)对伦敦内城和Wight岛的乡村青少年开展了一系列的流行病学研究。[6]他发现1/4的儿童在多重风险因素下表现出了心理弹性。影响儿童心理弹性的因素包括气质、性别、学校氛围、自我效能、自我掌控(self-mastery)、计划技能,与成人关系等。Garmey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和50年代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可谓心理弹性研究的开端，但其对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则开始于1971～1982年间，名为Minnesota风险研究。该项目探讨的是父母有精神分裂症的儿童的意向和信息加工障碍。他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儿童并没有成为适应不良的成人。对此,他将保护性因素概括为三大类:人格倾向性、支持性家庭环境和外部支持系统。
心理弹性研究领域确立伊始便具有明确的应用取向。实质是开展检验心理弹性理论的实验研究,是干预科学与心理弹性研究在目标、模式和方法汇合的结果[7,8]其中,有致力于防止和减少儿童冒险、违法违纪及其他行为问题的方案,如西雅图社会性发展工程(SeattleSocialDevelopmentProject);有适用于学龄前阶段，致力于提高那些贫困或其它社会弱势儿童能力的方案,比如著名的领先计划(HeadStart);还有同时为达到减低行为问题出现率及提高儿童完成发展任务能力的方案等。美国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学者们呼吁社会从心理弹性角度入手,采取必要的步骤和措施,使受到影响的人尽快恢复。比如美国国家弹性发展法案提案(NRDA),该提案旨为提请国家政府在“9.11”后,注重提高国家安全的同时,通过多种措施保护和增进公众心理健康。此提案得到包括美国心理科学联合会(ASP)在内各界人士的响应。“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心理学会(APA)通过学术动议、科学研究、网站资源、资料散发等诸多途径提供心理援助支持。研究界走向应用研究取向的结果是,进入21世纪后,基于“心理弹性框架”(resilienceframework)的实践和政策建议开始酝酿提出；而在干预科学领域,干预的模型通常被称为弹性增进保护过程模型[9]。两者相互促进的局面得以初步形成。
在国内，有关心理弹性的研究于汶川大地震后逐渐成为热点。作为心理健康培养与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弹性日益受到国内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
周会娜等国内学者通过归纳总结，将心理弹性的定义归纳为三种：（1）结果性，在危险环境下，心理弹性仍能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结果；（2）能力性，指使个体能够承受较大破坏性的环境变化，产生尽可能少的不良行为反应，并能从消极经历中得到恢复，灵活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与品质；（3）过程性，指的是个体面对生活逆境、创伤等压力事件时产生良好适应的过程，并意着个体从困境中走出[9,13]。国内关于心理弹性主要有特质型、因素型、过程型三种研究取向。特质型取向的研究者将心理弹性视为个体所普遍具有的素质，并且存在个人差异。该研究取向的主要理论成果有双重加工理论和情绪灵活性理论。在理论模型构建方面，国内部分研究学者从优化自我同一性建构的角度出发研究能够提出个体心理弹性水平的方式，将研究重点放在家庭气氛、教养方式以及社区建设上[11]。刘桂芬于2011年指出通过建立和谐的家庭气氛与同伴关系从而形成积极的社会支持是增强贫困大学生心理弹性的有效途径[12]，陈惠惠等于2011年对农村留守初中生的调查显示，积极的同伴与亲子关系，以及父母良好的婚姻关系对于个体心理弹性水平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13]。目前国内大部分心理弹性研究多采用因素型研究取向。例如，王丽梅于2009年将保护性因素总结为积极的内在品质、能力与自我观念，外在的家庭和社会因素，良好的学校氛围，亚团体中的行为规范等[14]。代辉于2008年将影响个体心理弹性的家庭因素分为四类：亲子关系、教养方式、父母个性以及家庭氛围。过程型研究取向的目的在于如何利用资源，提高应对压力的能力[15]。桑标等于2011年通过研究发现，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够更加敏锐地知觉，判断逆境与压力，获得应对先机，并且不会过分预计其危害[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