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SFAS121和SFAS144 等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第 36号。
Strong和Meyer(1987)研究了1981-1985 年期间的 120家公司的资产减值
准备情况。结果表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最重要因素是管理层的变更,当新的
管理层来自于企业外部时尤为明显。 公司的资产减值存在盈余冲刷动机,并且“洗
得越干净越好”。
Zucca和Campbell(1992)对1978-1983 年67家公司发生的77 次资产减值
准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资产减值准备是在盈余低于预
期值时被确认的,少部分是在盈余超过预期值时确认的,作者称之为资产减值准
备用于盈余管理。作者还同样运用资产回报率、资产负债率、盈余与市价比,股
利增长率等指标对样本公司与对照样本公司进行了比较,发现提取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司财务指标相对较差。
Mendenhall,Nichols 和 Palupe(1996)的研究表示,当企业利润非常大或
非常小时,企业都倾向于计提较高比例的减值准备,这意着企业管理层利用减
值准备政策进行“利润平滑”的盈余管理行为。
Elliott and Hanna(1996)提供证据表明,当期计提资产减值的公司更可能在
未来期间内计提更多的减值。同时,公司具有大清洗动机时采取长期资产减值进
行盈余管理。
Rees (1996)等研究表明计提了资产减值期间都有相当大的超常负应计项目。
但是,他们同时也发现这些应计并没有在以后期间转回。因此,他认为资产减值
是管理者对公司面临的经济环境的恰当行为,而不是管理者的机会主义。
Francis,Hanna,Vincent(1996)选取了 1989-1992年674家美国公司作为
样本公司,运用了 TOBIT 模型,对影响企业资产减值会计的两类因素——价值
损毁因素、盈余操纵因素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价值损毁变量对企业提取资产
减值准备的比例和时机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对利润操纵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的
结果表明,利润操纵因素对固定资产、存货等不易被操纵的资产的减值政策基本
没有影响,但对被易于操纵的其他资产(商誉等)的减值政策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Riedl(2004)对 SFAC121 发布前后资产减值的报告动机和经济因素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准则发布之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经济因素的关联度比
发布之前更低,而与公司“大清洗”行为有更高的关联度。因此,他认为准则出
台后资产减值准备报告质量较准则出台前是降低了。
2.3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资产减值会计方面的规范以及研究总体上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其产生
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2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
度》规定对应收账款采用备抵法,以及对部分存货提取存货变现损失准备。1993
年,出台了 13 个行业会计制度,允许各行业对应收账款采用备抵法,提取坏账
准备。1998年,出台了“四项减值准备”。1999 年四项减值准备范围扩大。2001
年1月 1日起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要求企业对八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并将
资产减值明细表作为资产负债表的附表纳入会计报表体系。2006年 2月15日财
政部出台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它对现行资产减值会计方法进行了进一步规范、
明确和细化,加强了企业的可操作性。可见我国资产减值会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
有、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
2.3.1 07年准则实施前关于资产减值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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