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跨文化管理学者布勒提出了如何管理跨文化冲突的决策树模型。布勒认为对应情景的策略可以有六种: 逃避、强迫、教育、协商、适应和协作。加拿大的跨文化管理学者南希·爱德勒提出了三个方式,用以处理文化冲突,凌越、妥协、协同。其中协同是最终形成一个全新组织文化,具有较强稳定性,极具杂交优势,适用于当今社会的跨国公司。【1】
2.2.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后我国学者才开始注意到跨文化管理问题。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从以往“引进来”到如今“走出去”的转变,我国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理论研究也更加深入。在国外较为成熟的理论基础上,我国研究主要集中在根据具体案例提出企业管理方面的相关建议,其中有俞文钊、贾咏针对中外合资企业提出的共同管理文化的新理论与模式(俞文钊、贾咏硕士 , 1996年)【7】;唐炎钊、 陆玮 将其整合为跨文化维度分析模式、跨文化企业管理比较研究和企业内部管理(唐炎钊、 陆玮, 2005)【8】;严文华等人在其编著的《跨文化企业管理的心理学》中指出,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跨文化管理的沟通模式(严文华,2000)【9】;赵曙明、张捷从文化差异的成因、跨文化管理的理念、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三方面,集中分析了与跨国并购有关的跨文化管理理论( 赵曙明、张捷, 2005) 10】;国外跨文化理论相对国内理论研究更早,更深入,更成熟,而国内理论更多延续国外理论,在国外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观点主要侧重于从国家文化层面来研究跨文化管理,强调文化协同和文化适应,但都没有提出如何解决文化冲突,从而实现文化协同,也较为忽视文化创新的概念,更多的停留在文化适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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