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立竑，夏新平（2009）采用事件研究法，创新性地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对定向增发公告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股市对定向增发预案的公告有显著的正向反应。[3]刘立学（2008）运用事件研究法，通过我国上市公司2006年5月至2007年6月期间发布定向增发公告前后的超额收益率来验证市场对该事件的反应,实证结果显示，定向增发公告日当天的正效应是显著的。[9]魏立江、纳超洪（2008）以深市2006-2007实施了定向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法，以最小二乘法计算超额回报，发现在定价基准日之前20个交易日内定向增发公司股价弱于市场，存在负的超额收益，定向增发公司股价可能被操纵，研究还认为增发规模、机构投资者认购比例是影响预案公告后公司股票超额收益的主要因素。[14]章卫东（2007）运用中国证券市场2005年5月到2007年3月发布定向增发预案的A股数据, 对宣告定向增发公司的短期股票价格市场表现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上市公司宣告定向增发新股有正向的财富效应, 并且上市公司宣告定向增发新股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要高于宣告公开增发新股的累计超额收益率。[18]徐斌等人（2012）以2006-2008年成功进行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定向增发公告在不同市场态势下的效应，他们经过研究发现，牛市中仅在公告日当天存在显著的正公告效应，公告日前后都不明显，而在熊市中，从公告日前两日开始直到公告日后十天都存在显著的正公告效应。[15]

国内的研究基本都证实了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正公告效应。得出负公告效应的结论的研究者认为股价可能被操纵。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于定向增发公告效应和非定向增发公告效应进行了对比，或者对不同的发行特征以及不同市场情况下的定向增发公告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

3 股利政策和融资决策的关联

     我国上市公司分红与股权再融资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蓝发钦（2001）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又配又送的现象可以解释为，向市场传递准确的唯一的信息或者降低代理成本的需要，但更主要的是因其所处的特殊背景而带来的二级市场的压力、控股公司套现和提高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这三个原因。[7]吕长江、王克敏（1999）发现股利分配政策受配股行为的影响，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配股的目的，通过发放现金股利来达到证监会规定的净资产收益率要求。[11]鲍恩斯等人（2004）观察了伴随着中国配股政策变迁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布，发现市场对配股政策设置的净资产收益率临界值10%和6%非常敏感，很多上市公司将净资产收益率维持在略高于10%和6%的水平。[1]阎达五等人（2001）也描述了6%现象，说明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配股融资热潮，并为此进行净资产收益率操纵。[16]曹晓彦（2004）从股利政策出发分析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论文网，发现在派红利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均有所提高，上市公司有通过发放现金分红以达到配股要求的倾向。[2]陆宇建（2002）发现了我国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配股权而将净资产收益率维持在略高于6%和10%的水平上的证据，并且随着配股政策的改变，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说明上市公司存在为达到配股及格线而操纵净资产的嫌疑。[10]

     宁向东、冯俊新（2003）通过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对上市公司一边进行分红一边又配股的现象进行了解析，揭示了这个过程中隐含的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剥夺机制。[12]李春琳、张立达（2011）对非定向增发融资行为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发现了大股东通过派发现金股利损害小股东利益，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