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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族势力通过限制族人出卖土地来控制劳动力
一个很明显的社会现象是：明清时期宗族的谱牒、宗祠和族田较前代都有很大的发展。通过修谱牒、建宗祠、置族田等手段，尊祖敬宗收族，凝聚人心，教化乡民，文护农村秩序，控制劳动力。
特别是置族田，其控制劳动力的作用更加明显。族田最早出现在北宋，最早的是北宋名臣范仲淹所建立的范氏义庄，目的是为了给族人提供衣食和婚丧嫁娶所需的费用。因其赡族和文系人心的效果，这一做法被当时及后世所推崇。特别是明嘉靖十九年（1540）统治者废除了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后，尤其是清代200多年间，建宗修祠已遍及庶民之家。民间纷纷建立祠堂家庙，使一个族姓联系的族众范围较前扩大，出现了许多强宗大姓，这些有能力的宗族纷纷建置族田。族田的收入除用于岁时节日祭祀的开支外，如果有节余，还可以对贫穷族人施以救济，资助、奖励族中子弟就学、科考。族田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赡族”。[3]族田原则上禁止典卖，并避免与族人发生租佃关系。宗族制对土地的自由买卖有严格的限制。族人的土地大部分都受到封建宗法制的保护，但也因此而失去了自由买卖的权利。而宗族势力出于保持宗族经济实力的需要，也会极力阻止宗族中族人私有土地的自由买卖，从而达到控制劳动力的目的。
而族田租税又是宗族公共活动的物质基础。当遇上天灾人祸时，宗族组织对族内的自耕农发放免利息的贷款，或者给予赈济，防止自耕农沦落为农民无产者。对宗族内极度贫困者给予定期的经济扶持，甚至对婚丧嫁娶、添丁减口等花费较大的开支，也给予一定的帮助，使族人在文持极低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保留一定的土地，既是对族人道义上的援助，，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农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阻止了商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市场的扩大，从而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宗族势力通过文护佃仆制来控制劳动力
佃仆名称不一，有庄奴、地仆、田僮、火佃、伴当、郎户、拳斗庄等。佃仆制对于非同族的外来农民非常苛刻。一旦租佃地主的田地，地主就可以强迫其为佃仆。这类佃仆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土地，对主人有着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通常担负主人家的各种杂役，承受超强的经济剥削，还不许迁移流动或以任何理由私自离他地居住，有时还随同土地被主人转卖。如果擅自移居别处，佃仆就会被以“背主逃走之罪”处罚。
江西和徽州是宗族势力盛行的地区，佃仆制在徽州和江西的盛行与宗族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佃仆制对人身自由的束缚就是通过宗族制来实现的。特别是在江西，佃仆制不仅更加普遍，数量更多，而且佃仆的社会地位较徽州更为低下。佃仆世代为奴，不能拥有财产，不能随意与人通婚，不得入学读书，更不能应试出仕。这些都是通过宗法族规强制实行的，通过乡约族规，严格限制族人的人身自由。
从明清时期佃农抗租斗争的普遍性和奴仆暴动的激烈程度来看，也能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在佃仆制下地主对农民人身的控制程度。在法律条文上，佃仆只要是殴打主人，无论是不是把主人打伤，一律处死。而佃仆没有社会地位，被看作是“贱民”。甚至一些地方对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有严格的规定，他们不得穿绫罗绸缎，不能戴大红绢帽，不许使用书写姓氏的灯笼，娶妻不许用轿等。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与家奴一般无二。面对越来越重的压迫，农民也只有起来反抗以期求得生存了。万历年间，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乡民不辨荒熟，概不完租”[4]浙江嘉兴府秀水县的佃农“聚相约”，不肯“输租富室”。[5]此外，江西、广东和湖广等地也都纷纷出现抗租运动。明清时期，在佃仆受压迫较严重的地方，佃仆暴动也时有发生。如崇祯三年（1630年），湖广黄州府麻城县的世仆群聚校场“蓦树红旗，书‘万人一心’，下悬倭刀并叛主榜文”[6]。表示要团结一心，共同解脱奴隶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