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特征是无等级性，即“无论高低贵贱都可自由加入共同狂欢”。身份地位在这里失去了标示和划分人等的作用，最多是指明了人物的生存状况与爱好偏向。杜拉斯的小说中很少提及人物的外形、家世、职业等信息，常常归纳性地概括人物形象：“他生就一具耽于逸乐的身体，纵欲，斗殴，姑娘。” “姑娘”二字的内涵原本可以用几百字进行补充延伸，但她没有。在未正式出版的《民兵泰尔》中，杜拉斯用一句话就描绘出一个深受女人喜爱的男性形象，抛弃一切繁冗复杂的叙述。

最后是大众性。杜拉斯致力于探究精准的叙述语言，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撰写小说，打破常规逻辑，逐步形成一种与主流相背离的风格。她灵活运用对话交际，创设虚拟环境，来打破主流文学的条条框框。《毁灭，她说》就是一部基本用对话完成的作品，一句句台词甚至出自谁口都不得而知，正常的逻辑被打乱，所有若有若无的句子组合在一起，看似松散实则互补，叫人拍案叫绝。

（三）情人形象的偶像化塑造

杜拉斯塑造理想形象的原因有几方面，一是潜藏在作者内心中的对美好、完美事物的追求。二是自卑心理的主导作用，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作者的审美趣味与叙事手法。三是作者对“自我”的追求，主体的不完整性促使作者用理想化的文字将小说构造出来。尽管情节发展的内容不一定是完美的，但讲述的方式和字词却其完美化。重构，是杜拉斯常用的一个重要写作手法。所有线索都有迹可循，但和原本的样子又相差甚远。

“情人”是杜拉斯小说中一个典型的对比项。杜拉斯在三部小说中不断对“情人”形象进行重构，得以让我们一窥她重构艺术的心理过程。“情人”的首次出现是一个非常丑陋的白人形象，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两人的来往无非是金钱交易，不涉及任何感情，可以说此时的情人是散播财富的金主，他的低俗与不堪与情爱绝缘，让文本完全丧失了浪漫的情调。情人的第二次出现在《情人》中，这是大众接受度最高的情人形象，作者在这里大面积重构了情人形象，塑造了一个羸弱、优雅的中国男人，他与女孩沉浸在情爱的激情中，金钱在这里转化为爱情服务的工具。显然，作者对情人形象做了诸多美化。《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中国情人不再无力，他变得异常强壮而有力，自信和优雅为他争取到了女孩家人的支持，这使得两人形成一种势均力敌的博弈关系，也是关于情人形象的最后一次扩充与确立。

（四）命运的内在冲突与错位文献综述

对于杜拉斯，幸福的结局从来都不是她的叙事目标，人物的结局常常是无果而终。她追求的不是完美结局，而是完美情人，爱人间无法解除的缱绻是阻止他们走到一起的最大力量。爱得越深，羁绊越多命运越坎坷。杜拉斯追求的是一种情境、感觉。只有活着才能深刻地感受到的情爱，只有死去才能完美落幕的悲剧。

安全距离是保证人物存活的标准之一。一旦超越了这个局限，人物不是死亡就是永久的分离。《琴声如诉》中的女主人公安娜追求一种以死亡为终极的爱情，她引诱着不同阶级的工人肖万配合自己实现梦想。她追求的仍是自我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的实现需要爱情的破灭。杜拉斯本人也疯狂地迷恋这种绝对爱情，一次次地使笔下的主人公落入绝望的困境，最终一次次梦想破灭。《毁灭，她说》中，男主人公这样表白：“我怀着绝望的爱情爱着阿丽莎。”绝望，正是这些凄美、苍凉故事的关键词，一切始于绝望，终于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