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平衡心理导致的爱的争夺

自从脱离母系社会以来,男性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宣告了父权社会的开始，父权社会在掌握着经济基础的同时还掌控着意识形态。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被剥夺了话语权，并且处于 “他者”地位。而男性却处于无论是血缘还是政治体制都是顶端的位置，家庭的中心，主人乃至最高权威都是父亲这一角色。父亲一旦去世，母亲（婆婆）就成为了封建的代理人，母亲（婆婆）恪守着儿子是自己唯一的信念并且母代父权。于是矛盾就此产生，母亲（婆婆）将自己的权利行使全落在了儿媳的身上，一个家庭就成了弥漫着硝烟的战场。

《原野》中，焦母在焦阎王去世后成为了了一家的权利中心。她与媳妇金子在争夺大星的战争中可谓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焦母出场后，对金子没有一点好脸色，甚至直呼“狐狸精”，“活妖精”，“骚娘们儿”这类色彩性很强的词语，对金子进行精神上的打压。除此之外，焦母口中的“下流种”，“婊子”，“贱货”，“偷汉婆”更是贯穿全文，且不说喜欢，但凡焦母对金子有一丝的尊重就不会使用这类满是咬牙切齿的代号。又如焦母对白傻子所说，“好看的媳妇败了家，娶了个美人丢了妈”［1］（p213）“你长得好看，你又能说会道。你丈夫今儿个你买花，明儿为你买粉，你是你丈夫的命根子，你说呀，你告我吧。”［1］（p221）另外，焦母还扎金子的木头小人，派常五监视金子，这些行为反映出的正是婆媳之间有关爱情与亲情的争夺以及寡母形成的变异人格。毕淑敏就指出，“作为施与的一方，母爱有时也是本能以至盲目的代名词，母爱单纯也复杂，清澈也浑浊，博大也狭窄，无偿也有偿。”［3］（p97）

同作为婆婆,巴金笔下的汪母则是与焦母有着许多共同点的封建家长。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2](P293)但在汪文宣母亲身上，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她收到中国封建传统毒害的痕迹。另外，汪文宣因为曾树生有忽略母亲的行为引起了汪母的强烈不满，因此汪母把这一切都推到了曾树生的身上，并不断挑曾树生的不是。只要曾树生下班稍晚一点，汪母不是说“她去打牌、看戏、跳舞”，就是说她“不守妇道，交男朋友”，她在汪文宣面前数落曾树生的不是，甚至到了仇视的地步。

（二） 逆反心理下成长起来的反压迫意识

回看中国历史，因为封建制度于文化的影响,在旧时期，媳妇处于绝对弱势的一方。母亲（婆婆）在其丈夫离世后，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历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或多或少强化着母亲（婆婆）的权威， “小媳妇”这个称呼是在婆媳作品中司空见惯的。

众所周知，物极必反。当逆反心理逐渐在常年受婆婆压迫的媳妇们的心中萌芽，曾树生面对婆婆的责难，在婆婆面前总是“故意露出满不在乎的微笑”，这似乎也是一种挑衅。在《原野》序幕中，花金子逼问焦大星要是她和焦母同时落水他会先救哪一个，面对大星的迟疑不决，金子索性诉起委屈状，“你情愿淹死我，不救我。”［1］（p178）并且金子不惜诱惑大星，逼他说出“淹死我妈”这样的话来获得精神上胜利的快感。再到后来，花金子变成了公然反抗焦母，发出了压抑许久的愤怒 “你妈从我一进家门就恨我、骂我、羞辱我、糟蹋我，没有把我当做人看”， “你们逼我吧，逼我吧！我做了，我做了，我偷了人！养了汉！”［1］（P225）从花金子到曾树生，妇女们不再是逆来顺受，可以说这种弹簧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