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赞类诗歌。颂赞诗又可分为宗庙祭祀歌和夷歌两小类，共18首，约占两汉四言诗的三分之一，供皇室行祭祀之礼时歌颂使用。其中宗庙祭祀歌以汉高祖时《郊祀歌》与武帝时《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为典型代表，诗歌大都侧重描摹刻画两汉盛景，遣词叠章，勾勒繁华社会，渲染端正风气，弘扬天子恩泽，祭祖娱神，带有比较明显的颂圣色彩。所谓夷歌，顾名思义，即指非汉人所作之诗歌，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中具体指与汉皇室交好的西戎白狼国国君唐菆所作之诗歌。其内容亦多称颂大汉昌平之治，并不时流露出歆慕与求教之意。

讽谏类诗歌。与歌颂倾向不同，讽谏诗歌则着眼于披露统治者的不端之举，渴望通过含蓄委婉的方式使受谏者采纳诗人满是真诚的建议，痛改前非，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类诗歌有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以及一首无署名的《风巴郡太守诗》，共3首，所占比例极低。

抒怀类诗歌。此类四言诗讲究抒发个人情感，见物有感，缘事而发。傅毅的《迪志诗》、仲长统的《见志诗二首》等，诗歌传达出了不卑不亢，矢志不渝的鸿鹄之志永；也有抒发生不逢时、及时行乐的自伤自慰之情的《猗兰操》；有感慨有王道衰微、礼乐不兴的怀古伤今的《陬操》；亦有悲叹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的《龙蛇歌》三首与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诗》等。

（二）两汉四言诗式微表现

四言诗歌的创作于《诗经》时代达到顶峰，从宗庙祭祀到民间歌谣，四言诗歌体应用广泛，几乎无所不在。而相比《诗经》时代，两汉时期的四言诗歌创作却呈现式微的趋势，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最直观的表现是数量的减少。除去四言句式之文后，从数量上来看，两汉现存传世的四言诗歌不过百来首，只占《诗经》的三分之一。虽然有汉一代诗歌创作成果不少毁于汉末的战乱动荡，未及记录流传，但春秋战国之期亦实为多事之秋，也难有将诗歌辑录成册的条件。春秋稳定之际乃有争鸣百家，阴阳纵横，儒道法墨，各家思想争奇斗妍，鲜有醉心诗歌者。步入战国，群雄莫不欲吞诸国，并天下。至秦一统天下，一朝令下，诸多典籍，付诸一炬，后又有项羽焚秦宫，备用藏书，尽归尘土。据此可知，春秋以前的诗歌其保存环境并不比两汉好。在这种情况下被保留下来的四言诗数量仍然超过两汉，可见，汉朝的四言诗歌创作虽仍维持着一时之势，但已经开始盛极而衰。文献综述

第二，创作主题局限化。从上文对两汉四言诗歌的整理分析可知，两汉四言诗歌创作题材虽有颂赞祭祀、讽刺抒情之分，但本质上绝大部分四言诗歌都始终围绕着“皇权”这一中心在打转。占总数约三分之一的颂赞祭祀诗歌是专为皇室祭天地祖先谱写的篇章。

最后，两汉四言诗的式微还表现在所作固有典雅风格的流失。“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4]253依刘勰对典雅所下判断来说，典雅的诗歌是从经书中融汇而来，同儒家著作是并行不悖的。《诗》中的四言诗歌被奉为典雅工整的圭臬，而综观两汉四言诗歌，绝大部分诗歌，尤其是汉末之作都已不再讲究“引据大义，正之经典”，措辞更为通俗化，基调更加情绪化。

三、乐器：诗歌代变的物质载体限制

四言诗歌在《诗经》时代达到其发展的顶峰。及至两汉，曾被奉为圭臬的四言体诗歌却日渐式微，其式微的原因究竟是否与乐器的演变有关？我们来精要梳理一下先秦至两汉期建具有代表性的乐器的出土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