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家创作的先在影响

（一）社会文化氛围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文学地理学对分析作家作品具有一定意义，历史中的人确实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此地的自然之景与人文积淀必定会对作家创作与风格产生影响。我们在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创作者不是单单活在某个地方的人，每个人对于外在环境有着自己的接受度，否则同一地区走出来的作家岂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这样的文学创作就没有了意义。所以我们要分析文学地理对参与兰亭雅集文士的影响，必然不能忽视已经影响他们的大环境。总的来说，就是南迁士族带来的谈玄风气以及日渐发展起来的佛教。

自郑玄去世，“一个旧的思想时代的彻底结束与一个新的思想时代的真正开端”，[5]440玄学风气开始酝酿，正始之风经过西晋，走向名教与自然的一体，实际上是走向不婴世务的超脱与入世纵欲的一体。[6]210王羲之祖辈王戎、王衍、王澄皆以玄谈成为当世名家。南迁后，清谈的风气仍然继续着，可以说，清谈是王羲之等名士们日常宴会所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而老庄与玄学所强调的虚无与寄情山水为文人们找到了情感的宣泄点，他们流连于山水之中体悟玄理。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也在不断地发展着，尤其是东晋以来，佛学大家多和玄学、道教相结合，加速了佛学融入士大夫中间。支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士族的家学家风

除了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一大家族的家风也必然对文人内在性格与气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参与兰亭集会的文人，据《世说新语》记载有41人，其中赋诗者26人，但未详细说明参与者；《会稽志》稍有出入，载与会者42人，赋诗者26人，这些人不仅出自王、谢、庾、桓四大家族，还有清谈名士孙绰、名僧支遁等。所以难以一一求证其家学渊源，而王氏家族仅王羲之父子就有7人参与，占与会者的六分之一，故以王羲之为例，分析其家学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