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州八记》，我们读到的永州是风景优美，山清水秀的一处佳地，一片葱葱郁郁。然而永州既是流放之地，又怎么可能是安逸之所？永州地处西南，环境温暖潮湿，虫蛇频繁出没，实非宜居之所。柳宗元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因何而“恐”？因为毒蛇毒蜂甚多，生存环境恶劣。还因政治处境险恶，令人惴惴不安。

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柳宗元先后丧子丧母，加上“友人”的相继背离，使他从生活环境到交际环境都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使他难免生出一丝颓败丧气之意。正如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所描绘的那样：“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政治上的失败，使他遭受迫害的同时，心里也不免戚戚然。这并不是畏惧当权者的打击与迫害，而是贬官至此，不能抒其志，报其国，不能振君之正统，忠其君而不得理解。交游四散，或贬谪它方或疏远离别，羞与为伍。这种众叛亲离的感觉才是压倒他的那根稻草。“身居下流，为谤薮泽”“身编夷人，名列囚寂”孑然一身，亲朋皆疏。到永州未满一年，母亲因贫病交加而逝，这对于从小由母亲教养长大，事母至孝的柳宗元而言，这份打击无异于晴天霹雳。

此时的永州山水，于他而言真像是一处避难所。“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作为一个闲散无事的小官，自然有充足的时光四处游览，“无远不到”，恰恰使他能够接触到那些非同寻常的美景，高山深林，幽泉怪石，正是在这些清幽淡雅，寂静清微之处，柳宗元获得了愉悦的享受，暂时的解脱。[3]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描绘的，“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是颓然失意的柳宗元在山间恣意而行，流连忘返。“犹不欲归”一句，恰恰好写出了他百无聊赖，已逛无可逛，赏无可赏，却依然徘徊在外，不肯归去的留恋心情。而在《小石潭记》中，则画风一转，从恣意潇洒的闲游慢慢走向了凄寒刺骨的另一端，他先是听到“如鸣佩环”的潭水声产生“心乐之”的感慨，接着看到“俶尔远逝，往来翕忽。”的谭中游鱼，也觉得它“似与游者相乐”。这份物与我同乐的心态，本是一番快活自在，但却终究被“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这份幽冷凄寒之境所伤。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孤寂凄楚的浓重寂寞感。外部环境清冷，而他心内凄苦，情景交融，更显伤悲。而他虽有同游者，却仍感到四围寂寥无人，这又正好映衬出他内心的孤独寂寞，难以释怀。[4]

这种悲凉的情感一方面是由于柳宗元他的“兼济天下”政治理想的破灭，儒家传统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说，不过是一幅勾画好的理想蓝图，却不是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在这种柳宗元在无法从传统的儒学正义上获得精神支撑情况下，他的怅然迷惘，失落颓丧，也就不难理解了。因而政治失败带来的痛苦，究其根底还是儒学对他的深刻影响，牢牢地根植于心底，成为其涉世的根本，这既基于历史的积淀，又来源于家族世代的熏陶。忠君爱国，匡扶社稷，已成为他固守的使命，所以一旦失势，他就仿佛无可依恃，失落伤怀也就不难理解了。[5]论文网

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柳宗元他避得不够“深”。他始终是那个心系家国，心系百姓的柳宗元，儒家忠君的思想，始终是他一切思想追求的根本所在。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像那些隐士一样，避居深山之中，不问山外之事。所以他虽然位卑身屈，但仍然力所能及地去触碰，去揭露那些鱼肉百姓的残酷现实。他举世闻名的描写“苛政猛于虎”的《捕蛇者说》也正写于永州时期。而八记之一的《钴鉧潭记》，同样也展露出对生民疾苦的同情悲悯之心。钴鉧潭，本是“有树环焉，有泉悬焉。”的一处佳所，泉水由冉水自南向北奔流，碰到沿路山石，蜿蜒曲折，极尽优美景色，而柳宗元面对这样的景色，看到的却是与之截然相反的残酷现实，“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短短几句，描绘出老百姓为躲避负担不起的高额租税，私迁钴鉧潭上的悲惨遭遇。这里作者说“予乐而如其言”，但绝非以百姓之苦为自己之乐，事实上，看到这一幕的柳宗元能乐得起来吗？想来他的内心或多或少都充斥着对百姓不幸的同情，他的举措帮助了不堪重负的居者，也许，他是因此而乐吧。作者在畅游山水中忽来一笔，既揭露了官府对人民剥削压迫惨重，也表现出作者希望逃离却终难逃脱这世俗艰辛。作者虽然表示“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可即便他能暂忘故土，却终究做不到罔顾民情，他心在这世中，因而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也时常困扰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