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在另一篇《宋辕文诗稿序》中,也曾经言及“风雅”诗歌的特征:“荡轶而不失其贞,颓怨而不失其厚,寓意远而比物近,发辞浅而蓄旨深。”[7](p58)并认为自己诗歌创作的所得仅仅是“取材之雅也,辨体之严也,依声之谐也,连类之广也,托兴之永也”[7](p57)等艺术形式。即“风雅”的内容绝非仅仅是诗歌艺术形式之雅正所能包含的,内容材料、文体风格、声律韵调、比物连类,这些艺术形式要是能达到雅而不俗,沉而不虚的要求。而诗歌“风雅”最内在本质的则是表现出情感的纯粹、深厚,以及言近旨远,发人深省,起到振奋人心,教化民风的作用。而在《六子诗稿序》中,陈子龙又说道:“夫作诗而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途,讬物连类,而见其志,则是风不必列十五国,而雅不必分大小也”[10](p29)在这里,陈子龙将《诗经》“风雅之旨”的传统价值重新提出来立意。而我们也可看出,陈子龙重视“风雅”,正是看中了“风雅”有给士人排遣忧闷、疏导痛苦,并能对统治者及时地提醒劝谏的作用,这是从诗歌的功利性来提倡“风雅”的。

陈子龙倡导“风雅”,是对传统诗歌美学的回归,与其复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风雅之旨”不仅代表了温柔敦厚、凄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感抒发和一种响亮积极的风格,更是承载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以及对文明昌盛、民风淳朴的理想国家的向往,因此可以说,陈子龙追求的“风雅”,不但是对其诗歌复古美学的本质追求,同时也是对国家治乱兴衰的严密关注,以在文学领域里荡涤与治世不协调的颓败之音,挽回人心的淳朴高尚。陈子龙一生的伟大理想无非是“经世治国”,而这个理想也在他的诗歌中可见一斑,他认为的诗歌就应该是对社会国家的关注而不单纯是诗歌的美学。

(三)比兴美刺的诗教观文献综述

比兴美刺的诗教观其实是“风雅之旨”的深入发展。单纯的比兴承载的更多的是诗歌审美艺术手法,而与美刺的结合则转向更为功利的诗教观。美刺可以分解开来解释,"美"即歌颂,"刺"即讽刺。在封建专制统治者大力提倡美诗的时候,逐渐了解到刺诗也是帮助他们“观风俗,知得失”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加以倡导。而陈子龙对比兴的关注,是从政教的角度上出发的,他说:“诗之本不在是,盖忧时讬志者之所作也,苟比兴道备,而褒刺义合,虽途歌巷语,犹有取焉。”[10](p28)以比兴来作为诗歌写作的艺术手法,达到刺讥当途,“讬物连类而见其志”的目的。但是,应该说,对诗歌美学深有研究的陈子龙,又绝不可能局限于比兴的功利目的,比兴作为诗学的艺术手法同样为陈子龙所重视:“夫深永之致,皆在比兴。感慨之衷,丽于物色。故言之者无罪,而使人深长思,足以兴善而达情,此讬意之微也”[8](p97),比兴之用,不仅能够让诗人通过比兴手法,压抑自己激烈的情感,并将这种情感转移到所兴的物象上,从而引起读者的联想、共鸣。

但是,想要真正了解陈子龙诗中的功利思想,就必须要理情陈子龙诗论中的“情”与“志”。明代前后七子虽已重“情”,但是他们的重“情”只是欲在复古的理论泥淖中,疏浚出一条沉淀尽模仿之弊的自由小河,还没有将“情”有意识地置于与儒家理论道德教化、国家治理相交织的“志”的高度上,但是陈子龙经历了明代晚期心学造成的社会混乱,故而能找回失落的传统诗教和社会文明,并在其理论批评中高歌“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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