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所经历的最明显的成长阶段，莫过于1998年到如今这段时间。随着出版产业转体改制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下，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型，想着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整个过程中，出版界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在出版数字化技术迅速且日新月异的发展下，国家对民族出版的公益性事业发展定位和国家的语言政策成为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发展最大的政策保障，有了政治保障与政策条件，少数民族出版业渐渐逐步成为了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核心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少数民族出版事业必须长期依赖于国家的政策支持，这样才能够得到长远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新时期”之后，政治演变着，中国“主体多样”的语言政策的内涵也呈现出一种较大的变化。主体性语言政策，由推广普通话，到鼓励各名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再到保护民族的语言文字，这样的变化也对少数民族出版产生了潜移默化的良好影响。伴随着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整体部署，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得到了更好的扶持与发展。“东风工程”、“农家书屋”等等，这些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政策都陆陆续续践行；并陆续投入了各种先进的排版技术及软件。据详细的统计，2004年的时候，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图书出版的数目创了历史新高，破了纪录，仅仅一年就有了数量高达5457种的出版物，这个数量可以说是整个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少数民族图书出版成果的总和的两倍之多。在此期间，我国还颁布了新的《出版管理条例》。 “涉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和“大型古籍白话今译”的选题被选为重大选题，出版相关必须提交国家相关部门备案，相关内容需要通过严格的审核之后才能进行出版。在条例中，还规定了任何出版物不能含有各种不良内容，思想和主题也不能不利于民族团结。[4]同时，政府受国家政策鼓励，积极扶持少数民族的出版事业，并且还实行了出版物优惠政策，而这样更加加快了少数民族出版业的开拓发展与前进路程。2006年开始，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事业开始逐渐平稳步入了稳定的发展期。文献综述

由此可见，建国以后，“主体多样”语言政策政策不但促进了民族和平，民族繁荣，更加明显地影响了当时的出版业，大大促进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业的发展，不仅鼓励了民族出版业的发展与创新，还帮助民族出版业出版了越来越多不同种类的出版物。民族出版业改革般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