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盐务机构的迁移

明初设立了6大产盐区（两淮、两浙、山东等），每个产盐区都分别设立了都转运盐使司来管理各自地区。并且清袭明制，两淮仍是重要的产盐区域。洪武三年，明太祖在扬州设立了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其下辖地势包括淮安在内的三个分司和淮安、泰州两个盐引批验所。最初，淮北盐运分司并不是驻扎在山阳县内，而是驻扎在淮安的安东县，但明中叶以后黄河夺淮入海，苏北水患日益严重，安东更是深受其害，“盐鹾孔道，土沃物丰，生齿藩庶，士知学而畏法，近罹河患，丰歉不常”[7]233，当时位于此地的淮北批验所更是处在河流要塞之地，并在洪水的冲击下多次损毁。值此情形之下，盐运分司只能转而驻于山阳河下，淮北引言批验所也迁到了河下大绳巷（这里是淮所在山阳的第三个驻所，第一个在淮安坝，第二个在河下西思坊），负责护盐的淮北巡检则移驻乌沙河。至此，除了有上文所提的国之新政的实施——运司纳银制和淮盐高质量，同时淮北分司暨监掣也向河下迁移，那么盐商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居于山阳？

（三） 山阳河下的地理优势

当淮北批验盐引所和淮安盐运分司移至山阳河下时，这里就成了淮北第2个盐业集散中心，它有着独特的地理交通条件。第一，河下位于古淮河之畔，从地理形势上看，古淮河贯通东西，航运交往便利。上文曾提到黄河夺淮入海，黄河南流水量多于北流，且大部分流入淮河，致使淮河水流更甚，时间长了，淮河向南的部分有了一个新名称——盐河。不仅如此，淮河还是海上漕运的重要通道、南北分疆的天然标志（到了今天淮安还在这条河上架了一座中间是球体的桥，称为南北分界线）、运盐运兵的商港军港、重臣镇守的军事要塞。第二，河下拥有专门运盐的支家河，可以连接淮北、淮南的盐场，便于管理。以淮河为界的淮南和淮北被合称为两淮，其中淮南的中心是扬州，而淮北的中心则是淮安。第三，河下的西边紧靠着大运河，可以与各销售盐的口岸相连接，提供了转输和往来的便捷。

三、山阳地区徽州盐商的兴盛

徽州盐商们在山阳留下的痕迹影响，远比其它地区的商人大得多，这从现今所遗留的各式街巷、园林以及那有名的青石板路便可知晓。即使是在当时，徽商们也是名噪一时、锋芒毕露。先是徽商之间的联姻便使得各氏家族织成一个庞大的网系，后论他们在朝廷以及百姓间的影响就非同一般。徽商乐善好施常行善事，在民间就已经声名显赫，同时，在朝廷中亦能时常看到徽州盐商摇曳的身姿——结要员举入仕，除了徽商儿郎们本身的才能，其财力也帮助他们顺利的打通了官场，直接接触到了天子，皇帝几次的南巡中都可见到徽商的献贡，不仅如此，皇帝甚至有时还会“邀”徽商们共同赏宴娱乐，这更是一般商人所不能匹敌的。

清人徐嘉的《味静斋文存续选》中曾记载移居山阳的徽州盐商主要是“新安来者，程、汪、鲍、曹”[8]。

在这些迁移的氏族中，尤以歙县程氏最为著名，清末李元庚就曾指出“程氏，徽之望族，由歙迁于河下，凡数支：曰功、曰亘、曰大、曰仁、曰武、曰鹤，皆支分派别之所名”[9]。清朝初年，在此从事盐业的就有十三家程氏族人，且都极为富豪。若论程氏一族首位迁至于此的支系，可从王觐宸《淮安河下志》窥其一斑：“莲渡公，讳量越”、“诸兄皆居扬，公一支来淮，为淮北商，居河下”，[5]137因而可知，程氏一族最早至此的当属程量越一支。（另附两张迁淮岑山渡徽商程氏谱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