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种以情交友的方式，盐商们还采用以银交友的方式来拉拢官府要员。借此，官员们可以获得大量的经济利益，而盐商们也可以获得特权便利，这是一场双方受益的“交友活动”。《清实录》乾隆十一年七月乙酉条谕记载河道总督白钟山“巧宦欺公,暗饱私囊”,“与盐商文结往来,以资财托其营运”。[20]官府、朝廷给予其抽象的经营特权，而从中得到的大量的实质性利益，例如转移公款和洗黑钱等。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盐商们都借此与大小官员、缙绅、名仕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纲运法的施行就更加有利于徽商们打败山陕晋商，获取巨大利益，独霸一方。

2。上交天子，与皇室保持良好关系

原本皇帝居于宫中，盐商们不会有多少机会与皇帝接触，但康熙、乾隆喜欢下江南、南巡，因此，盐商们都竭尽全力向皇帝献媚奉承。首先，在排场安排方面，康熙沿着大运河南下经过乌沙河时，盐商们把百姓组织起来，安排万民宴，在盐场建立七座彩色亭榭，百姓们焚香列鼎迎接圣驾，此景数里不绝。这便体现了盐商们的高明之处，若是他们自己准备大排场迎驾，可能会给皇帝留下盐商钱财甚多、巴结奉承、奢侈浪费的不良印像，因为康熙曾在给李煦奏折的朱批中指出南巡不可有过分的排场“若有违旨者，必从重治罪”[21]21。而组织百姓们列盛大排场则体现出百姓对皇帝的爱戴，是百姓们自发的，盐商们有序组织的，这既迎合了康熙不愿过于铺张浪费的要求，又不失皇家的“面子”。其次，从皇帝的喜好来看，清代皇帝大多喜好戏剧。盐商们也培养自己在戏曲方面的能力，例如程崟嗜好音乐，专曲目之精，其高深造诣甚至连吴中老月工都望尘莫及，“凡经指授者，皆出擅重名，遂为法部之冠”[5]7。当时的进宴演戏一切事宜都交给了商总程维高（程增）来处理，足以体现了皇家对于程氏的信任。《圣祖五幸江南全录》中记载“系择选程乡绅家小戏子六名，演唱甚好，上大悦”，程增还由于献媚圣祖仁皇帝南巡，而得到皇帝御书“旌劳”二字赐之。皇帝为了表达对盐商们邀宠的满意“时邀眷顾，或召对，或赐宴，赏赉渥厚，拟于大僚”[22]。

至此，盐商们在封建体制下建立了广泛了人脉关系，不论是地方上分权的官员、缙绅、名流，亦或是中央主权的皇室，都对徽州盐商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徽商的政治优势也因此体现的淋漓尽致，兴盛也是必然之事。

3。修筑园林别业，增加文人交往，才人辈出文献综述

    在当时，为了与文人学士相交游，修筑园林别业几乎成为了盐商们的一种风尚，经过二三百年的不断经营，现今有确切记载的淮安河下园林有近65座之多，丘兢在《游爱莲亭记》中称“南始伏龙洞，北抵钵池山东，绕盐河一带，约十数里，皆淮之胜境也”。其中由程氏盐商所构筑拥有的最多，约占三分之一，这一点山阳人范以煦在《淮壖小记》卷三中就曾记载到“吾邑程氏多园林”[23]。在此之中的曲江楼、菰浦曲和荻庄等名胜，盛极一时。盐商还经常在园林别业内举办集会，吴山夫先生《和稻孙弟过菰浦曲吊水南老先生》诗注云：“癸亥正月雪后，招集园中，看所演《双簪记》传奇”[11]536，李元庚在《山阳河下园亭记》序中也指出：“仅附郭一大聚落，而湖山之盛播闻海内，四方知名士载酒问奇，流连觞咏”[11]510，园林遂成为文人学士进行文化交流的地方。

    依绿园，与曹家山斜对，地处于萧湖东（今普光庵东），园内有着曲江楼、云起阁等园胜，原为“吏部大会海内名宿”之地，后为程用昌所得，在归属于程眷谷之后，被其易名为柳衣园。大门临水，西南正楼三间名曰“曲江楼”，此楼原为吏部觞咏之处，后归程爽林（程垲）和程风衣（程嗣立）两兄弟所得，他们邀集名流，群集大江南北的名流绅士，会文其中。程风衣还与周振采、刘培元、万培风、王素园、邱瑾、长孺、吴宁谥、边寿民、戴大纯十人结为文社，并称“曲江十子”。《淮亭脞录》记载：“其为文幽微隽异，离绝众致，金沙墙东老人评为一集，白田王予中序以行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