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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勒的主要兴趣是法国大革命。傅勒的早期作品是18世纪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但1961年后，他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革命。虽然最初傅勒是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的支持者，但后来他离开了年鉴学派，开始对由马克思主义史学解释的法国大革命进行一个关键的重新评估。他成为历史“修正主义”的领导者，挑战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国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这个观点。在他第一部关于革命的书中，1966年的革命。傅勒认为，早期的革命有一个良性的性格，但在1792之后，革命已经“侧滑”并进入了血腥、残酷的恐怖统治。
傅勒的著作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把重点放在了革命的政治历史，其缺乏对革命的社会和经济史的研究兴趣。在《年鉴》1970年的文章，傅勒攻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革命性的教义”。傅勒和汉娜阿伦特等人，都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双胞胎”，它们都起源于社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观点。
二、傅勒的法国大革命观
（一）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连续性问题
托克文尔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即使他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倒塌，法国革命的业绩是以突然的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期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情。” 而傅勒与托克文尔一样，强调法国大革命的连续性。
傅勒认为把大革命作为连续性过程来研究的历史学家，要比将大革命理解为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历史学家拥有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
首先傅勒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 ，这表现了大革命与过去是联系的，而不是与过去的决裂。“封建制度一建立，便在两头遭到攻击；一头是自下而上，以自由的名义；一头是自上而下，以公共秩序的名义” ，由此看出反封建的力量一直存在。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有自上而下反封建的改革，例如马肖、莫普和杜尔哥进行结构改革，不过失败了。而一直到1789年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爆发，第三阶级联合起来选择了自下而上革命的道路，这是反封建力量长期斗争的最后爆发、完成。“革命只是规范了、调整了一桩大事业的效果并使之合法化……革命不过是旧制度社会中各种起作用倾向的结局和圆满完成”。
傅勒认为大革命没有使经济与过去发生决裂，大革命在经济上是连续的。在18世纪，法国经济并未受到旧制度的桎梏，而是相当繁荣“经历了可与英国媲美的增长速度” 。并且他还认为“整个大革命过程中经济的变化很微弱，大革命前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经济, 大革命后仍是如此” ，法国的经济体制并未因大革命而发生重大的改变。傅勒认为，大革命后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加速，并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没有与过去发生决裂。
在社会层面上，傅勒认为大革命没有使其与旧制度决裂。傅勒指出“法国革命并未使法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明显、深刻的变化，在大革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法国仍是一个农民国家，有大地产者、有农民、有贵族、有资产者。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其深层仍建立在革命前社会的传统之上，这是一种国家至上与公共权力至上的传统。” 由此看出，傅勒认为大革命前后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改变，这体现了大革命在社会上的连续性。
傅勒虽然强调法国革命的连续性, 但他也不否认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具有决裂性。在他看来, 法国革命的特别之处在于“一个现象表面上不可阻挡的连续性是如何通过一场大革命表面上极端的间断性而浮现出来的” ，由此可见傅勒是承认大革命中存在间断的。傅勒认为决裂体现在政治上，君主专制变成了民主制度。法国大革命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它第一个对民主政治进行了实践，后人从大革命中获得了丰富的政治原材料，“大革命不仅创造了使‘当代’法国能在其中被识读的政治文化，还给这个法国留下了各种合法性之争和围绕一种几乎不明确的可塑性的政治论争” 。通过大革命，民主平等的理念在法国政治领域中开始出现。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封建君主专制，取而代之的是人民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