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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文学和影视的和谐共存要归功于导演和编剧对原著价值的重视，张艺谋就曾说过一番朴实的话，能够很好地反映当时影视界对待文学的态度：“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4]。
（二）90年代以后影视霸权与文学的尴尬生存
从90年代开始，社会体制进一步变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商品经济逐渐繁荣。人们的思文观念和生活方式都随之发生了急剧转变，大众消费文化日渐兴盛，影视文化迅速占领了大众文化市场，影视取代了文学的位置，摇身成为了文化市场的“龙头老大”。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的影视改编废黜了文学的至高决定权，不再以文学为依托来进行影视改编。转而开始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和价值取向，影视创作开始肆无忌惮的对文学进行肢解和拼装，影视以一种霸主的地位对文学母本指手画脚，用商业利益为诱饵，迫使文学屈服于大众审美。
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文学的黄昏已然来临”[5]。
莫言的几部小说所遭遇的尴尬改编，正体现了文学受影视霸权压制的状况。新时期以王朔为代表的一些重要作家，包括莫言、刘震云等被动或者主动地参与到了影视改编创作中来。有的作家甚至直接成为了编剧或导演，莫言就曾多次为自己的小说改编担任编剧。在商业化的驱使下，作家对影视的热情愈发高涨，甚至在写作时过多地考虑其影视改编的可操作性。如莫言的《白棉花》就是专门为张艺谋打造的电影剧本，这部小说在创作时就是以巩俐为女主角的原型。运用了大量的影像化叙事方法，有很多细节描写，便于电影的拍摄。作家在创作时太过于向影视靠拢，过多的运用电影技法来构建全文，会造成作品文学性的缺失。这部小说本身就算不得高明，即使由莫言担任编剧工作，导演李幼乔拍出来的同名电影《白棉花》仍是嘘声一片，恶评如潮。
作为一篇运用了传统写法的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获得了文学界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然而电影《幸福时光》，从主题定位、角色选取到广告宣传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商业电影的特征。《幸福时光》是由张艺谋指导拍摄，莫言担任编剧的一部贺岁档电影，不同于《红高粱》的一片叫好声，《幸福时光》被认为是张艺谋反响最平淡的一部作品。《幸福时光》改编自莫言的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小说讲述的是省级劳模丁师傅在临近退休时，被抛入了下岗的队伍。丁师傅将小树林中废弃的公共汽车休整一番，改造成供青年男女幽会的“林中休闲小屋”。小说结尾处一对男女在小屋中殉情，丁师傅报警后却发现屋中没人，这个悬疑的桥段是小说的一个亮点。
而在电影《幸福时光》中，只保留了林中小屋这个物件，情节被改动的面目全非。下岗职工老赵相亲看中了一个胖女人，在胖女人面前吹嘘自己经营有一家旅馆。为了讨得胖女人的欢心，他答应帮胖女人前夫留下的小女孩安排工作。却发现名为“幸福时光旅店”的汽车已被拉走，无奈之下只得把盲女接回家抚养。在相处中老赵越发同情盲女的不幸遭遇，决定帮她治好眼睛，同时发现了胖女人已经另觅新欢。故事的结局里，老赵不幸遭遇车祸，盲女不忍连累这群善良的人，毅然选择独自离开，“幸福”好像没有光顾片中的任何一人，这两字显得尤为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