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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时期战争中礼的思想
首先被司马迁等人如此赞誉的“礼”是什么呢？原来，古有“五礼”之说，即为“吉、凶、宾、军、嘉”。其中，军礼又包括平时的治军礼、战时的作战礼、战后的班师和献俘等方面的礼仪。这里我们所说的礼就是指战时出征作战方面的礼仪，属于古军礼的一部分。考察春秋历史，诸如：“师出有名”、“师不伐丧”、“不伤国君”、“不伤君子”、“不伤厉”等都属于战争礼仪方面的主要内容[3]。
（一）史料记载中的战争礼
战国初期由齐国大夫整理的古兵书《司马法》曾被后世各代学者引用以考察西周和春秋的军制和兵法。《司马法》一书虽在形式上形成于战国中期齐威王时代，但事实上却反映了比齐威王时代更为久远的上古战争的兵法思想。它较好的保存了上古时代的战争礼，是我国现存兵书中最为充分和详实的反映商周、春秋以前军事思想、作战特点、军事制度实际情况的兵学典籍，可以说是早期战争观念、作战方式及其特征的历史缩影[3]。还因为书中保存了大量的上古军礼，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法》时将其出兵家而入礼家类。
的确，纵观《司马法》，仁义礼让、道德尚信的观念始终贯穿其中。如其开篇《仁本第一》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而其一些关于战争礼的典型观念也被后世加以沿用，如“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意思是作战不违反天时，不在农忙时节用兵使人民受害；不趁敌国有丧事和灾害时攻击它，不在酷暑寒冬时节打仗，而使百姓疲惫。又如“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抵抗)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入罪人之地，无暴圣袛，无行田猎，无毁土功(公用建筑)，无燔墙屋，无伐林土，无取优尔畜、禾黍、器械”，这些战时礼，春秋时仍在奉行。又如如果出师遇到敌国国君大丧，就需要退兵避战。如楚伐陈，遇陈成公丧，遂“闻丧乃止”[4]；晋侵齐，遇齐灵公之丧，遂“闻丧而还”[4]。《左传》称其为“礼也”。《司马法•仁本》曰:“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句中“逐奔”、“纵绥”分别指追击敌步兵和车骑。“成列而鼓”指打仗时要等双方都摆好队形，做好战斗准备，才能击鼓进攻。这些都是前代所流传下来的作战原则，被广泛的认可并影响至春秋时期。如在公元前597年爆发的晋楚泌之战过程中，“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4]在两军交战之际教敌人逃脱困境的办法，还招来对方的一番奚落，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未免在荒诞之余又觉可笑，但在当时却不显奇怪。
又如在公元前575年的晋楚鄢陵之战，楚郑联军战败后，晋军实行追击：“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4]晋军将领韩厥、郤至等人在追击过程中，都曾有机会俘获郑伯，然而他们却拒绝了部下的建议，放弃了追击，使郑伯逃逸。不仅如此，郤至本人还曾“三遇楚子(楚共王)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胃而趋风”，而楚共王则“使工尹襄问之以弓”[4]，对敌国将领给以慰问,尽显帝王风范。《国语•周语》点评曰：“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晋国之政，楚、越必朝。”再如公元前645年韩原之战，晋侯请战，“秦穆公衡铜戈出见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忧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将亲见。’”[5] 公元前638年著名泓之战，宋襄公虽战败仍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等这些发生于春秋时期的战争实例无不显示了礼的思想贯穿于当时战争中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