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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541年，晋与无终（古山戎国名）作战之时，“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未陈而薄之，大败之”[4]。晋与山戎作战，战前晋将魏舒看到战场险隘，而敌方又为步兵，己方车兵活动不便，于是将车兵改为步兵，最终打败山戎。“毁车以行”是我国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实际上是一场革命，从此步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登上了我国历史舞台，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更大的发挥，也加速了谋略诈术在军事方面的运用，贵族宗室纷纷寄希望于各种兵书著作，就如同《韩非•五蠹篇》所记载的那样：“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谋略诈术更是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一种潮流。
到了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中原大地烽烟四起，越来越多的人抱着可以登堂拜将，统兵作战的愿望投身于兵学的研究中去。各种兵法著作层出不穷，以吴起、商鞅、孙膑、尉缭、韩非等人为代表，他们继承孙武观点各自著书立作，发表自己兵学见解，掀起了古代兵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18]，但是统观他们的战争思想，无不以功利为主。并且纵观历史，战争礼观念更是不复存在。
结语
《淮南子》作者在认真比较春秋前后的战争后发出感叹：“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认为由于后世作战观念的转变导致了后来战争中礼的消失，战争礼的运用也被视之为笑柄，因而宋襄公在泓之战中虽坚持战争礼却背负了“蠢猪式的仁义”的骂名，泓之战本身也被视为“人心不古”的分水岭。其实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战争观的转变反而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是社会演变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春秋时期又是我国兵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与充实有着巨大而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