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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年，随着地主阶级和私学的出现，一大批原本社会地位较低的文人士子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社会思想得以解放，各派文人志士游说诸侯，著书立说，并纷纷开始关注战争问题。兵家学派也涌现出司马穰苴、伍子胥、孙武、范蠡等一批杰出的兵学家。其中以《孙子兵法》为代表，孙武在经过深入研究并总结前人作战经验后明确提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这是对过往“以礼为固”的直接否定。而在军事目的方面，孙武更是大胆提出“伐大国”，主张战胜强立，与之前提倡的征讨不义相对立。在作战指导方面主张“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在战争善后上提出拔“其城”、隳“其国”；在作战纪律上主张“掠于饶野”、“掠乡分众”……由此不难看出春秋以后的战争指导观念较之前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和改变。南宋郑友闲有言：“《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11]这不仅是对孙武兵法思想的总结也是对那个时代作战思想的高度概括。过去的那种“成列而鼓”、“逢君必下”、“免胄而趋风”现象已不复存在，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宏论也更不曾再听到。
（二）谋略诈术思想的源流
其实谋略诈术思想在我国古代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早至我国黄帝时代，黄帝与炎帝作战中就采取了推行德政、整顿军队、发展经济（农业）、扩展疆土、训练士卒的作战谋略，并于阪城之战中取得最终胜利，成为后世《孙子兵法》“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的范例[12]。而在与蚩尤带领的黎苗集团的战争中更是联合诸夏各部，采取诱敌深入，避实击虚的战术，利用蚩尤集团不懂北方地形的弱点引诱其主力深入之地形险峻、补给不便的逐鹿地区，并借助于有利天气大举进攻最终“禽杀蚩尤”[13]。黄帝我本人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位谋略大师。甲骨卜辞中也有记载，在武丁伐巴方的战争中，武丁就采用了伏击战术，命妇好事先率兵埋伏，自己自东攻打把敌人赶到妇好设伏之地加以歼灭。
而被称为东方文化神秘殿堂的《周易》也被学者称为对后代谋略战术提供了活水源头[14]。《易经》起源于殷周之际，它作为占卜之录了周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天文、地理、兵法、韵律、算数……虽不是专门记载军事但它也总结了古代战争经验、提出了远古军事理论的基础哲学思想，如它总结长途行军经验提出“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经验哲学、“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的山地伏击作战思想、“师左次，无咎”的原始战略防御原则、“师出以律，否臧凶”的作战纪律思想、“小人勿用”的任人原则等。
春秋前期这种原始的谋略兵法思想得以发展，并在战争中得到了小范围的实施，例如，周郑繻葛之战，郑庄公善察敌情、集中优势攻击敌人弱式兵力最终赢得了战役。又如，晋的借道灭虢吞虞之战，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借借道之名行施突击攻伐战争，终于兼并对方。再如，郑国在其后的抗击北戎战役中的“设伏诱敌”。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军的“后发制人”，晋楚鄢陵之战中楚的“晦日用兵”、“出其不意”等都充满了诡诈谋略色彩。但是，当时在“以礼治军”、“以礼治兵”的大的方针指导下这类战争并不能占据主导地位[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