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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殷商时期“众庶”在当时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在甲骨卜辞中，我们会经常看到有关“众”、“氏众”，尤其是有关“王族”的记载，尤其可知，那种“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4]的唐尧之风，在殷朝三代中还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同前代相比，族权与王权类似于“共和”性质的制衡关系在逐渐被打破，王权有着凌驾于族权的发展趋势。但在这一时期，王权还需要依靠原始的血缘关系借助亲族势力来文护自身的统治。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王权逐渐得到加强，打破了与族权平衡的状态，为了巩固和加强王权，商王开始不再局限于任用其内部贵族集团成员，提拔了一些自己绝对信任的人才，但这样，势必损害贵族内部集团和本集团一部分人的利益，到商纣王时期，王权的强化达到鼎盛时期，极大地压制了血缘贵族的力量，是对血缘政治的挑战。所以招致商朝子民的反对。
这个时期的周朝则在选官用人方面注重任人唯亲，亲属制度在执行管理政府职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周朝还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其严格的等级观念还远未形成，这正好说明了子姓贵族与新兴的异姓或庶族贵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体现了血缘关系与政权结合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周初分封，以藩屏周，但这与宗法制是分不开的。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确定了贵族的亲疏、等级、分封和世袭的关系，保证了嫡长子继承王位，解决了统治阶级内部诸子、诸弟的继承权争端，成为分封制的重要手段。但这一时期的宗法制，是指一种以宗法血缘纽带为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是指专属于某一具体宗族的法则。如：周初分封，既封同姓，又封异姓，封者和被封者称为子族和母族，它们之间的血缘纽带极为松弛，这样就造成了宗法血缘关系整体性的削弱。这样，周朝就采用了一批非同姓族人，他们各有才能，才造就了周的强盛。但是商末，纣王用四方之多罪逋逃，这些人大多是子姓贵族，经过数百年的社会演化，已逐渐变得养尊处优，只知享乐，不学无术的腐朽阶层，而政事逐渐由新兴的异姓或庶族贵族所取代。到纣王时，这些异姓或庶族贵族的政治权力不断扩大，与子姓贵族的冲突也逐渐激化，以至于“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7]可见子姓贵族与异姓贵族的矛盾已经达到白热化，对纣王任用非子姓贵族持反对意见。
(二)商周政治生活变化的原因
商周社会在用人方面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大不同，其原因就在于巩固王权的需要以及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削弱的影响。
商代前期选官用人主要是同族人员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王权不断得到加强。在甲骨卜辞中和流传下来的许多古文献中，多处可见商王自称“一人”或“余一人”，来显示他的至高无上，如在《尚书•汤誓》中，在商汤被迫解释，晓之以理之后，还是不免霸气十足地宣城：“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1]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服从我的誓诫，我就连你和你的妻子儿女杀的杀，做奴隶的做奴隶，绝不赦免一个。可见当时王权的强大，但商王的权力在于族权相比中还是要受到相当限制的。如《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7]这反映了当时氏族贵族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