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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商末，纣王为了确定自己的绝对权力，不再过多依赖亲族血缘关系，而开始重用对自己绝对忠信的人，任用四方之多罪逋逃，满足自己的权威欲望。但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时的原始民主传统仍然存在，方国和氏族势力依然强大，人们是并不能允许这样一个专制独裁的王权存在的，纣王用人之道违背了贵族社会的取士传统和标准，甚至起用曾为奴隶制刑律治罪的人，这就侵犯了奴隶主上层社会的利益，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违背了血缘组织关系和社会政治合二为一的历史现实，致使商纣王众叛亲离，从而引起奴隶主贵族的强烈不满，而这一点也是武王伐纣的原因之一。
然而周朝虽是一蕞尔小国，但是农业有很大发展，长期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兼具血缘部族和早期地缘国家特点，所以周初分封诸侯不再是只是依据亲族血缘关系，而更多的是依靠军功和功劳而分封。这就打破了旧式部族方国血缘界限，由周王以授土授民的名义赐予姬姓或异姓功臣，从而建立以周人为统治的新兴国家。而这些国家大都与周王室有宗亲或姻戚关系，可见周人在选官用人方面仍未脱离血缘关系因素，目的是为了强化王权，巩固周朝的统治。而且人际关系思想在周朝有了一定的发展，如“友”对周人社会角色观念的影响。殷人是采取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方式，故人际思想主要为血缘人际关系。而周代封国则打破了旧式血缘方国的界限，从而使社会人际关系也复杂起来。“友”指同宗兄弟间的友爱、和睦关系。如《墙盘》“惟辟孝友”说明了周人对兄弟关系的特殊重视。这不单是由于宗族的团结必须依赖兄弟和睦，而宗族的内乱则往往是开始于“兄弟阋墙”，如周人对商纣王因“昏弃厥遗王父母弟”而导致的“殷鉴”印象极深。所以在“宗君与君统和”的西周时代，结好兄弟之国，共同文护实力并不雄厚的同族宗法家天下的统治，对周人的安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此我们也可知商朝灭亡原因的是商纣王无视宗族的利益，摒弃同族的兄弟不加进用，却公然地专信四方之多罪的逃亡者，最后因用人不当，损害百姓利益直至灭亡。
结语
通过对《牧誓》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商周时期妇女社会地位、宗教意识以及在用人方面的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商周生产方式的变化、王权的强化和敬天保民思想的出现有关。同时也使我们了解到周朝是如何在商代社会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展的，每一历史现象的变化都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因此，商周时期的变革在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正如王国文先生提出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