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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同的危机——文明与人性的失落
上海——时代冲击下不断萎顿的封建文化缩影。嘈杂繁荣的上海，即是“战争对使人对自身安危不可确定”，又是“现代都市文明的异常膨胀。”这两种力量摧毁了传统的伦理标准和价值体系，“现代文明并未提供更安全的精神家园”理性已然丧失了主导者位置。现实的混乱灾难更加“使人对自身现实未来更容易产生失落感”[1]战争面前人的力量显得渺小，甚至安全保障也全无，这种威胁感的精神体验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类的普遍感受。在生活中张爱玲最不幸的是遭受父亲禁闭的恐怖经历，这也是她一生所摆脱不了的梦魇。父亲的狰狞使她对家庭感到绝望，她的这些经历使她对生活有了天才的机警和世俗的冷漠。张爱玲的作品很难发现具有朝气活力的“五四”启蒙运动的精神。所描写的人物，都来自旧家庭，没有正常人具有的悲悯与温柔隐忍之情，有的是亲情的沦丧，爱情的庸俗物质化。在张爱玲的世界中没有青春活力的新人，没有慈祥的长者，只有自私算计，精刮的小市民和旧家庭的男女，这是被欲望与金钱的枷锁所牵绊一类人的世界。父亲母亲全都变了样，《琉璃瓦》中姚先生利用女儿全然不顾她们的幸福；《茉莉香片》中聂传庆对言子夜的寻思向往表现了对亲生父亲阴冷暴戾的反感；《金锁记》中阴鸷狠毒的母亲对金钱占有欲到了疯狂，吞噬着儿女的快乐与美满的人生；《花凋》中川嫦父母相互算计，一个不愿花冤枉钱，一个不愿暴露私房钱千疮百孔的伦理亲情让人寒心。爱情与婚姻再也找不到浪漫的温情，《倾城之恋》以倾城为代价获得了“悲凉”的圆满结局，在这些世俗爱恋中多的是费尽心机利益的交易和殚精竭虑的算计。其笔下人物面对时局的混乱，家园的分崩离析，他们不得不使自己沉沦，在虚无惶惑中追逐现世的享乐。他们在利益面前奔走钻营，虽然得到了安慰，然而却充满了幻灭。他们是物质泛滥和精神缺乏的矛盾纠结体，在对未来茫然和现世的欲与钱的冲突中形成了特有情结——病态乖戾。
艾略特《荒原》被称为“西方现代诗歌里程碑”，其创作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他深刻的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理想幻灭的绝望和死亡威胁的恐惧。“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四月是万物苏醒的日子，然而作者却描绘了荒芜贫瘠的萧条景象。一战后“仙女已经走了/还有他们的朋友” [2]人们信仰、希望、文明全部坍塌毁灭，只剩下虚无、干枯、半死不活的“荒原”。艾略特诗中的都市弥漫着荒凉颓废的氛围，机械化的都市人没有快乐与浪漫，麻木呆滞飘荡在龌龊罪恶的世界里。黑暗已经统治了荒原，这也和艾略特的家庭生活有关——妻子病狂、父母不满、工作不顺，都使他感到生活残酷无情。“一堆破烂的偶像/承受着太阳的鞭打。”在枯槁毫无生机“枯死的树没有遮荫”的荒原世界里，人们只能“这年头人得小心啊！”[2]自私的活。或者母女经营着淫乱行当；或者独眼商人追逐利利欲熏心的理想；或者空虚冷漠男女鬼混打发机械干枯的日子，“一群人鱼贯地流过伦敦桥，/从自己的眼睛里都盯住了自己的脚前”，人们醉生梦死，放纵欲望，犹如行尸走肉。夜莺的“唧唧”叫唤散播着毁灭的寓兆，老鼠窝边“尸骨都丢得精光。”[2] 奥德赛杀死苔丝狄蒙娜愤怒喊声与李尔王漂泊流放的痛号，“莎士比亚式的爵士音乐飘荡在整个荒原”。“伦敦桥塌下来了/塌下来了/塌下来了”[2]传统价值体系崩溃，荒原人的不死不活正如西比尔一样。诗人引用了古希腊神话，文吉尔、但丁、莎士比亚的典故来反衬现代社会肮脏与人们的无聊乏。但是诗人并没有沉沦而是向佛陀呼喊“主啊你把我救拔出来/主啊你把我救拔。”[2] 从对殉难牺牲的赞扬表现了作者的悲悯慈悲的宗教情怀，“燕子”、“火”、“水”这些意象蕴含着对希望之盼、炼狱之火、生命之泉的追求。荒原的荒凉并没有阻挡人们对生命的渴望与重生的追求。整部长诗以弗雷泽和魏登女士关于“寻找圣杯”的传说的论著来支撑整个结构，同时勇敢的武士也代表了死而复生的奇迹与信仰回归的希望。作品每个部分的标题也富有意蕴：《死者的葬仪》——生命轮回，荒原人身处无助宁愿求死，死亡造就了新生命；《对弈》力量对比，以翡绿眉拉的坚贞来试图唤醒麻木堕落的灵魂；《火诫》炼狱之火重生；《水里的死亡》与《死者葬仪》相似——对物欲横流社会和腐朽人们的埋葬；《雷霆的话》借助“雷霆之语” 呐喊出了“舍己为人、同情、克制”[2]，只有恪守知罪忏悔慈悲的宗教，才能为人生指出走出荒原的求生之路。荒原的焦虑与顽强的挣扎相互交织——具有超越了有限生命形而上学的哲学高度，渗透着生命体验“反抗绝望”的哲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