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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荒原人物
（一）张爱玲男性贬抑书写
张爱玲从女性的悲凉命运中完成了对男性神话的消解，以及对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秩序和传统话语中心的质疑。首先通过张爱玲设置男性家长地位的在文本中排除，来颠覆男权权威叙述布局。《金锁记》中掌握一切力量的就是——在金钱和情欲双重压抑扭曲下的曹七巧，因空虚寂寞而发狂。她向往荣华富贵的大家庭生活，以牺牲自己的青春为代价嫁给了患骨痨的病人。好不容易熬过了陪伴僵尸般丈夫的无聊岁月，却又被心爱之人姜季泽无耻的情感算计伤害。她在克制情欲死守金钱的压抑下面变得扭曲疯狂，对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及儿媳芝寿百般折磨。她那疯子的审慎与机智给读者造成一种强烈道德上的恐惧。曹七巧是个彻彻底底的弱者，她被金钱剥夺了幸福，便以疯狂报复去夺取儿女的幸福。这种父亲/丈夫被排挤出局而女性家长作为家庭主角的文本叙述模式，就成为了女性作家抗衡父权象征压抑的文本策略。她的另一种叙述策略：揭露儒家传统女子在人生中所遭受的文化逼害和精神扭曲的历史创伤，重点描写女性压抑自我，丧失人性病态焦虑神经模式及歇斯底里的愤怒。这种手段反映了宗法父权封建社会对女性残害，又表现了对破坏父权的顽强抗争，同时也隐含了作者对父权恐惧感与压抑感。不惜借籍于对自己扭曲内心的解剖，来解释女性独特的性别经验，达到对男性形象完整高大威严正统地位疏离与惩罚，从而也表现了一种可贵的历史文化女性体验。最后，张爱玲的“杀父书写”表现在对封建遗老遗少的男性丑化上，他们都具备身体残缺、猥琐淫乱、懦弱昏溃的本质——不务正业，逛窑子，抽大鸦烟，淫靡荒唐。这些写照表现了对传统宗法父权社会中男儿英雄本色解构，他们哄骗女儿（妻子母亲）金钱来挥霍，比如郑先生（《花凋》），乔淇（《沉香屑——第一炉香》）等；另一类则是依靠家产生活的封建遗少，比如姜季泽和姜长白（《金锁记》），白流苏父亲，白家四少爷，范柳原（《倾城之恋》）中都是在堕落的无赖之徒。另外又表现为对男性权威“阉割”的攻击，即把男性贬压成幼稚化的形体残缺（生物学）和忧郁化精神障碍（心理学）。《金锁记》的姜老爷背梁骨直下去，不及两岁孩童的身高，毫无阳刚之气概的孩童意象。《花凋》中郑先生“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子”，《茉莉香片》聂传庆，似乎是“发育未完全的样子”，更在“阴沉的白痴似的孩子”[3] 基础上被当作女性来看待。朱丹说“可是你也得放出点男子气概来，不兴作这么动不动就哭了，”聂传庆讽刺她“你真会哄小孩子！好孩子别哭！”[3]父权文化中对女人的轻蔑贬斥传统，让聂传庆感到极端耻辱。张爱玲或把正统的身躯贬化为毫无生命的尸体，或还原成未发育完全的孩子或男性女性化的写照，尽情嘲弄了男性的主体性与权威性。这些男性具有的阴暗正是张爱玲对父亲张延重的投影。张延重是显赫世家的遗少，毫无责任感、贪婪、自私、霸道。这些对张爱玲作品中反叛父权神话产生了影响，形成了嘲讽父亲角色的叙述格局。
（二）艾略特女性堕落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