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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在50岁时高中状元，之后便在北京担任翰林院修撰。他为官廉洁，做事勤恳，但是因为其耿直的性格，在官场上得罪了不少人，最终因为他人诬陷惨被放逐。他为官期间，主要是讲学，写文章，阅读苏氏兄弟的《诗经》与《春秋》经解，编写成《两苏经解》；担任东宫讲读官，并且为了有利于皇长子的学习，焦竑还编写了图文并茂的《养正图解》；除此之外焦竑还参加了明代国史的编辑工作，作《论史》、《修史条陈四事议》等文章，为国史的编辑提供意见；他还两次出任乡试的典试官，发现了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徐光启，并且因为把已经被初审官刷掉的徐光启的名次提到第一位，遭到政敌的攻击，悲愤之下写了《谨述科场始末乞赐查勘以明心迹疏》，但是仍然避免不了被贬职的下场。后来焦竑对官场心灰意冷，归隐泉林，即使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皇长子朱由洛正式作了皇太子，重新任命焦竑为南都国子监司业，焦竑也没有去就任，可以看出焦竑已经对做官没有什么兴趣了。
归隐后的焦竑主要是著书与讲学，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和朋友畅谈心事悠闲自得。在归隐期间，焦竑也写成很多著作，编成《澹园集》、《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玉堂丛语》，并且为李贽的《续焚书》作序，和李贽一起进行过《易因》的删定工作。焦竑退隐之后，他的威望与社会地位并没有随着官职的免去而隐没，反而越来越高，在推动心性之学方面，有重要的贡献。在其归隐期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拜访过焦竑，想要劝焦竑皈依天主教，但是没有结果。利玛窦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在南京城里住着一位显贵的公民，他原来得过学位中的最高级别，中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很高的荣誉。后来，他被罢官免职，闲居在家，养尊处优，但人们还是非常尊敬他。这个人素有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中国三教领袖的声誉。他在教众威信很高。”[8]从他的回忆录中能够看出，连洋教士利玛窦为了有利于天主教的传播，都想让焦竑皈依天主教，可见焦竑当时在社会中的声望很高。
焦竑毕生勤于著书，涉及范围甚广，经过他删定、整理、注释、编写的文献典籍有很多。焦竑一生中主要的著作有《澹园集》及续集、《国史经籍志》、《焦氏笔乘》、《玉堂丛语》、《俗书刊物》等几十种。在这些著作中，包含了焦竑对史学问题的看法和他的史学思想，反映了他对史学理论的独特见解，显示了他独立思考的特色。
二 焦竑的史学成就
（一） 考据学
考据学，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材料的收集，经过鉴定和分析，采用对比、归纳、分类等各种逻辑方法，来判定材料的真实性，既包括材料内容也包括材料的作者，编写材料的时间等等。清代乾嘉时期，是考据学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出现过很多擅长考据的学者，例如清代学者阎若璩，他的《古文尚书疏证》举例128条，论证严密，使《古文尚书》真伪的辩证基本确定下来。许多的学者都认为明代是考据学发展的衰落时期，因为在明代有关考据学方面的成就很少，但是学者张舜徽在详审明清考据学发展后，评价说清代朴学是明代考据学的继承与发展，“乃沿明代之余波”。[9]从元代到明代，考据学经历了衰落时期，而在明代中后期，考据学并没有因为政治黑暗、学风空疏而衰落，反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然相对于鼎盛时期的清朝，明朝看起来确实是黯淡无光，但是清代阎若璩的考辩，也吸收了明代梅鷟研究《古文尚书》的不少意见，考据学一直在发展中，并且陆陆续续产生过不少擅长考据的学者，出现过优秀的作品，焦竑就是这样一位出现在明代后期的考据学方面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