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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短篇小说《老人与窑》、《糜子》、《山歌儿》、《掌灯猴》等，还有为数不多的中篇小说《长河》等，都是描写在西海固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着的男人女人的艰辛与苦难，同时也表现了他们为之而努力生存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再者如《巨鸟》中，“我”一个五岁的小孩子就要对家里的生计付出一份力即看鸡娃。母亲用老母鸡孵出二十多个鸡娃，好等它们长大了卖钱，填补家用。让我这个做不了其他沉重的农活的小孩儿看着，不被其他大的飞禽走兽的残害，其中最大的对手就是一只老喜鹊，它三番五次的来偷吃小鸡，最终还是被它叼走了好几个鸡娃。又如《发芽》、《流年》中对牲畜“黑骡子”、“红乳牛”的着墨描写；《父亲的雪》论文网、《墨斗》等对乡村男性的描摹；《碎媳妇》、《丑丑》、《永远的农事》等对乡村女性的细真切表现，无不从各个方面细致、周到地写出了西海固人们的精神状态、生活状况和诗意行为。除了像《少年》、《庄风》等极少数的作品描写现代城市文明对乡土文化的冲击外，她的目光一直投注在她熟悉热爱的家乡西海固，从自己实际身边的生活环境即西海固的热土上汲取营养，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乡土题材作品。
（二）选择乡土的时代必然性
马金莲对乡土题材的钟情选择，其中也包含着时代的必然性。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八十年代文学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新时期的乡土小说多表现为文化寻根，是身在都市的作家对乡土的回首，是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上对乡村保守、粗俗的揭露。另外，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多是深受现代文明的影响，生活在宣嚣的城市，他们的写作视角多是关注都市生活或是写一些玄幻小说。而同样身为80后的马金莲一直没有离开过乡村，在新时期文学多元化及寻根文学的影响下，她拿起笔投注于自己最为熟悉、热爱的家乡。通常情况下，对八十年代的人来说，饥饿应该是很久远的往事了。但从马金莲的作品中可以得知，八十年代的西部农村，如西海固这样闭塞的地方饥饿仍然处处可见，生存问题仍然萦绕在那片土地上。马金莲是土生土长在西海固，并且至今仍生活在她的这片故土上，再加上小时候对贫穷、饥饿境况的深刻记忆，使她自然而然地拿起笔对这最熟悉、最深刻、最有情愫的乡土场景进行描摹。
另外，她也深受同为西海固出生的回民作家石舒清的影响，因为这是她最喜欢的作家。马金莲没有正式创作之前常常会反复读石舒清的作品，遇到自己喜欢的句子表达，还会认真的仿写一番，可以说石舒清应该算是她的写作启蒙导师了。同时，石舒清对家乡有着深挚的感情，这种对家乡的情感也是马金莲所秉持的。
二、擅用乡土语言
马金莲小说的语言是很具有特色的，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在熟悉运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大量采用西海固独特的回民乡土语言，让小说的风格很“土”，在细致、原中突显独到之处，她作品中的语言多是提炼西海固人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给读者一种真实、质朴与异域风情的新鲜感。
（一）还原现实语境的乡土语言
马金莲小说的语言很具有画面感，这得益于乡土方言的特殊表达。胡适先生就曾经提到：“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1]独特的地方方言运用能使人分辨出作品中的地方环境与人物身份，真实地再现当时的语言环境，马金莲小说的乡土语言运用就真切地表现了宁夏西海固地区村民的生活日常。如其小说中频繁出现的“碎女子”、“碎巴巴”等语言中的“碎”字的运用（碎，是西海固回族中“小”的意思），还有《舍舍》中年娘家人称舍舍为“瓜女子”，文中写到面对黑娃的遭遇村民“惋惜黑娃这么年轻就离开了顿亚，撇下嫩嫩的媳妇儿，奶头上的娃娃”[2]中“顿亚”是世界的意思，这是回民的宗族隐晦语。地方方言加上回族隐晦日常语的融合，使得小说的语言很有地方性和民族性，进而使得小说的语言很新颖且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