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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的上海城市小说基本是使用普通话的书面语创作，只有在人物的对话中会出现些许方言词句。《繁花》则不然，“新旧交错，雅俗同体，以后撤和迂回的方式前进，以沪语的软与韧，抵抗话语潮流中的陈词滥调”。 诚如胡适所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 《繁花》中的人物因其方言对白，显得更为鲜活，莫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文字间呈现出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日常生活气息。然而，严格来讲，《繁花》并不是一部真正的方言小说，或者说并不能被看作一部普通的沪语地方性小说。 小说中的沪语明显经过了作者的精心改造，呈现出与沪语口头语的诸多不同之处。金宇澄并未采用韩邦庆作《海上花列传》时直接采用苏白，甚至为达音似而强行造字的写法， 他只取上海人说话的节奏和腔调，以沪语思维遣词造句，因而其自成一家的“繁花体”中便洋溢着一股浓郁的“上海道”。也正因如此，非吴方言地区的读者阅读《繁花》时并不存在巨大的语言障碍，真正使一些观众难以习惯的是小说匠心独运的叙事方式。
金宇澄意在“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在叙事上兼有古今中西特色。“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小说中充满了大量的对话，动辄上千字一段，基本是短句，且“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不加引号。 这种滔滔不绝的口语铺陈叙事使人不免想起“话本的样式”，标新立异，因而能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张定浩认为，以类似话本的方式进行叙事的《繁花》，“不是一部复调小说，又是一部更为激进的复调小说”，书中的“每个人都在言语中出场，在言语中谢幕”，“这些说话只为人与人真实交往的那瞬间而存在，一些人说着，就‘不响’了”。 “繁花”丛中，七言八语，这与张爱玲《烬余录》中的“市声”有诸多相似点，兼具王安忆《长恨歌》中的“流言”的些许色彩。《繁花》的引子中，陶陶强拉着沪生，讲“重大新闻”——男女偷腥之事——给沪生听，添油加醋，说得有声有色。 “流言总是鄙陋的”，“流言是混淆视听的”，“流言的浪漫在于它无拘无束能上能下的想像力” ，因而流言总能不胫而走，传播到上海弄堂的每个角落。然而，与王安忆笔下“总是带有阴沉之气”的流言不同的是，《繁花》中的众人在谈及他人之事时总带着一份玩世不恭的陶侃之，似喜实悲，并且常常归于“不响”。
“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题记中所提及的“不响”二字，散见于整部小说各个角落。这些使得言语铺成叙事戛然而止的“不响”，极似中国画中的“留白”艺术，赋予读者丰富且具有张力的想象空间去揣度小说人物心理的变化。电影《无间道》中，黄志诚坠楼前对陈永仁说了一句“喂”，陈永仁茫然，黄志诚说了句“没什么”，随后无言（“不响”），欲言又止，富有禅。《繁花》中的诸多“不响”，言有尽而意无穷，同样达到了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使读者最终体悟出作者所说的“一种无奈与虚无”。 “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表面上似乎每个人都是主体，能决定一切，而实际上，在现实面前，每个人又是那样渺小，祈求上帝，上帝却不回答，任何事情都由自己解决，自己能力若不能及，就会陷入极度的虚无之中。“不响”是《繁花》的主人公们在主观上拒绝言说的一种态度，是作为怯懦的渺小个体在历史前行过程中的偌大城市里生存时的一种无助、失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