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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说与电影的异同点
小说与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艺术形式，小说偏向于价值观的差异性，主观感受更浓，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而电影则表现出了大众文化价值的统一性，一部电影给观众的感受大多是一致的。不仅如此，视觉等感官上的差异也造成了俩者本体性的区别。《活着》在小说与电影上面，不仅在文化载体的体系上，在情节、感情色彩等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异同点。
1.叙事结构的差异
评论家们一般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小说与电影的叙事结构分析：
（1）情节的增删改写
因为表达载体和特定艺术风格的限制，小说《活着》与同名电影在情节结构上产生了不小的变化。本文同时比较两部作品在情节的不同方面，将集中在小说《活着》和原著小说改编的电影情节之间的差异分析在。
在历史上文学作品的改编，经常有对原创情节的删除。其目的是为了突出删除话题，这样主要线索就会清晰很多。
小说《活着》中以第一视角的叙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我”是一个民歌采集者，经常下乡采集民歌，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人和事都会被我预见。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我”的好奇下，一位名叫福贵的老人用他风格独特而又幽默诙谐的方式述说了他一生的沧桑。我”与福贵的对话、与村民们的交流以及一路下来的见闻、感想，也都穿插在了福贵的述说过程中。但是，电影中是不存在第一视角的“我”这一人物形象的。毫无疑问，电影在这方面做了删节。
希区柯克说：这部电影本质上是平淡的生活被切断后的片段人生。他的意思是：删除那些主题无关的内容，以确保影片环环相扣的连续性，来彰显电影的制作细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原著小说里，余华用了约七千字长描述的一些情节都被张艺谋断然删减了。包括：福贵父亲生活中的细节；福贵上私塾的经历；与父亲、岳父的数度“交锋”；任意殴打辱骂妻子家珍；家珍用四样菜劝诫福贵少近女色；龙二与沈先生的赌局等等。另外，在后续发展中，原作也有不少情节被删减了，如因家贫把女儿凤霞送人，儿子有庆喂羊补贴家用，灾荒年月凤霞与乡民王四争一块地瓜、见到别人结婚的场面自己也想嫁人，妻子家珍得了软骨病、进城去跟父亲要粮等。 [2]
影片内容往往需要增加细节。张艺谋在小说的改编中中，大多数时候用的是一个减字。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张艺谋的想象力在古老的民间艺术的运用中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民俗艺术焕发了出新的活力。例如在《红高粱》里他用了高粱地，《菊豆》里则展示了磨房，而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深宅大院和《活着》源^自·优尔·文.论,文'网]www.youerw.com里的皮影戏也都是民俗文化的代表。观众可以从皮影戏中体悟到：玩偶固然是被人所操纵的，但是某种莫名又强大力量就像在操纵玩偶一样在操纵人。皮影的含义与导演表达的主题意蕴是无缝贴合的。这种无声胜有声的意境比起直白的陈述显得更有美感。皮影第一次出现在福贵赌输了钱的时候，福贵在赌场演出了一段皮影戏，这时候皮影戏只是被福贵看做玩具；而当家道没落后，皮影戏是福贵落魄的见证，走投无路的福贵迫于生计只能走街串巷表演皮影戏来挣钱；被征兵进了国民部队之后，为了避免了充当炮灰，他靠留在后方表演皮影戏远离战场的炮火，皮影作为他的护身符伴随着他。哪怕九死一生，这箱皮影也没有被福贵抛下。因为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信念支撑着他。他觉得借了人家的东西就得还回去，皮影戏能帮他养家糊口。解放军给福贵开的参加过革命的证明保护了全家人，靠的也是福贵的这箱皮影。大跃进时期，福贵被邀请为日夜炼钢的群众表演皮影戏，实际上的内涵是对政治的暗中推动。 [3] 遗憾的是，在文革破四旧运动中这箱代表着福贵希望的皮影最终也没能保住。破旧的皮影箱最后一次在影片结尾出场，正是福贵一家人的生活刚刚见到曙光之时。影片中一家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在一定程度上，福贵一生几经坎坷的命运和皮影箱是多么的相似！直到最后，最后皮影箱也依然盛放着希望，尽管箱子仅余空壳，尽管希望之火孱弱。皮影的灯灭影消也正是福贵不受自己操控的人生沧桑的最好缩写。皮影在整部电影中反复出现，有着不显山不露水、感人至深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