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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洞庭商帮相比，对苏州商帮的研究相当有限，就现有的成果来看，主要零散地分布在诸如《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苏州史志资料选辑》（2004年年刊）、《平江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这样的史料集和地方志中。除此之外，还有力夫、李亮的《苏沪名门贝氏家族》（《英才》2001年第2期）以及程家后人程庸畴撰写的回忆录《苏州“程家钱庄”兴衰记》（《苏州史志资料选辑》，1998年）等。这些文章、著作对苏州商帮中的这些家族的论述也非常的简略。
苏州商帮与洞庭商帮的差异性，从商帮划分的标准，也就是商帮所具有的最显著的特征——地域性来考察，苏州帮的商人主要来自今苏州市姑苏区和除去东山镇和金庭镇的吴中区；而洞庭帮的商人，则是来自太湖中的两个小岛——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即今苏州市吴中区的东山镇和金庭镇，其中尤以来自洞庭东山的商人最为著名。苏州商帮与洞庭商帮，除了显而易见的相同点——他们都来自苏州地区外，其他的相同点或者哪怕是相似之处也并不多。许敬的《姑苏金融志》（手稿）明确区分了两个商帮：清末的上海华人金融界，有“镇扬”、“宁绍”、“苏州”、“洞庭”四大商帮。许氏认为：镇扬帮学徒多，经理少，东主更少，知名人物为陈光甫；宁绍帮和洞庭帮都是学徒多，经理多，东主多，占了沪上钱业绝大江山，代表人物为秦润卿和万梅峰；苏州帮一般都是东主，其祖籍多为徽州而事业基础在苏城，以程觐岳为代表。[4]可惜作者并未对这个问题作更加详细、深入的论述。
探讨苏州商帮和洞庭商帮的差异性，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明清时期苏州、上海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尤其是其时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选取明清时期苏州商帮中具有代表性的程家、贝家和潘家以及洞庭商帮中的席家、万家、严家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比较苏州商帮和洞庭商帮这两者存在的差异性，区分苏州商帮和洞庭商帮，纠正对这两个商帮认识上的误区。同时，因研究方面的需要，本文考察和论述的部分内容包括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