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时的藩镇问题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有记载。在《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中柳宗元分析了唐朝“以藩制藩”的政策，并指出“以藩治藩”只会导致各个藩镇的力量不断变大。文章中提到“谈者谓大梁多悍将劲卒，亟就滑乱。而未尝底宁，控制之术难乎中道。盖以将骄卒暴，则近忧且至，非所以和众而又民也；将诛卒削，则外虞实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荐煦谕，纳为腹心，然后威怀之道备……”藩镇的管理要将其“纳为腹心，然后威怀之道备”，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稳定，才能够加强中央集权。在写《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的同年，柳宗元又写了一篇有关处理藩镇的文章——《辩侵伐论》。贞元末年，彰武军叛乱，朝廷一开始希望不战而和，并没有讨伐彰武军。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局面已无法控制，朝廷才决定讨伐彰武军。但是由于宦官监军，导致效率低下，往往错失先机，屡战屡败。柳宗元针对这种情况写了这篇《辩侵伐论》。文章中指出“然后校德而后举，量力而后会，备三有余而以用其人。一曰义有余，二曰人力有余，三曰货食有余”柳宗元强调朝廷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藩镇割据采取坚决镇压的的态度，同时用道义，人力，物力几方面的优势来控制藩镇，削弱藩镇。

二、“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批判唐政，提倡民本

柳宗元认为秦亡“失之在政，不在于制”。所谓的“政”即是指政策、政令、施政方针等，孔子在《论语》第二篇《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把政和德联系到一起。根据《论语颜渊》记载，季康子问孔子何为“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载：“文王发政施仁”。《荀子王制》：“夫是之谓天德，是王者之政也”，“故君子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富国》：“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废分封，行郡县是秦统一全国的关键措施，秦朝以后的历代政治家，一直争论分封制和郡县制度的得失利弊，更有人将秦二世而亡归罪于郡县制。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秦“不数载而天下大坏”的原因是“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这不仅是对秦政的批判，而更侧重于对“唐政”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