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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概》中刘熙载十分注重把作家的人品同作品联系起来，然后再对作品进行深刻评论。刘氏先通过作品了解作者的人品，然后再通过作家的人品进一步感受作品，从而全面的认识作品。刘熙载认为，只有人品高尚的作家，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相反，有些作家虽然艺术创作方面有一些成就，但是人品低劣，也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
在《艺概•诗概》中，刘熙载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基于作家人格的文学风格论“诗品出于人品”，这一思想贯穿于《艺概》的始终。在《文概》中，这一思想则表现为“文如其人”。
由于刘熙载十分重视作家的人品，所以他推崇的也就是像屈原、苏轼和辛弃疾等这样一类品德高尚的作家。而对周邦彦、史达祖这一类作家，尽管被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推崇备至，他却不以为然[4]。有的人称赞周邦彦的词“无美不置”、“富艳精工”，刘熙载认为这是不对的，评论词的好坏应该首先品评作者的人品，刘氏认为周邦彦的词“当不得个‘贞’字”，所以说文人才客们不肯学习周邦彦的词，认为周词没有“适于用”。这是针对周邦彦“偷香窃玉”的淫靡之词而说的，这类词显得格调低下。这里虽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艺术成就，但他们的词不问国家时事，多是咏物记游、感叹身世飘零、官场失意，所以他们的词品并不高。
刘熙载不仅对苏轼的人品给予了肯定，而且对苏轼的文章也有非常高的评价：苏轼的文章风格像孟子，又像贾谊；陆贽文章的风格像庄子，像苏秦、张仪；心胸狭窄的人，可以通过阅读体会这些人的作品，感受学习这些人的品格，从而使自身心胸广阔，而不必用纯正的思想来约束否定他们。
刘熙载评论苏轼文章时认为苏轼在文章的风格上与孟子、贾谊等人相似。在《艺概•文概》中，刘熙载认为孟子文章的主要特征是“至简至易”、“析义至精，用法至密”，认为贾谊文章的特点是“昭晰”，即明白晓畅。刘熙载认为苏轼的文章同时具有了孟子、贾谊的创作风格，苏轼的文章博大精深，语言质朴简单，善于抓住重点，能充分表达自身观点，使人明白晓畅。
刘熙载认为苏轼思想和性格的形成与儒佛道三家思想密切相关，儒佛道三家强调的仁爱、济世、无为的思想使苏轼深受影响，从而使苏轼性格豁达乐观，遇到艰难险阻时，他不是忧伤颓废、麻木不仁，而是能以积极乐观、不畏艰险的精神进行创作。苏轼的文章深刻的反映着他的这种积极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刘熙载的“心目窒隘者，可资其博达以自广”[1]正是说心胸狭隘的人，可以通过阅读品德高尚、性格豁达的人的文章，学习他们的豁达开朗，从而达到自我肯定，开拓胸怀的目的。
苏轼的作品反映着他的政治理想、文学思想及豁达乐观的人生信念。苏轼的文章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他的作品由少年的愤世嫉俗、奋力疾呼，渐渐过渡到了中年的无奈忧伤，晚年达到质朴旷达，渐老渐成熟，乃至平淡[5]。时间使他成熟，最后达到平淡的心境。可以看出，苏轼前期的作品风格气势雄伟、豪迈不羁、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却清淡自然、朴质无华、无拘无束。苏轼的思想奔放，知识渊博，因此，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苏轼往往能够广搜论据，深刻剖析，借古讽今，使文章直击要害，具有说服力。这些与贾谊、陆贽的创作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里可以看出，苏轼开阔豁达豪迈的人品深深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刘熙载的评论深刻说明了这点。苏轼的文章深刻体现了刘熙载的“文如其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