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相关研究数量不断增加。另外还有些学者从爱情角度、主人公寻找自己精神家园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分析。还有学者分析堂·吉诃德与阿Q形象产生的原因，如李文婷的《阿Q与堂·吉诃德》认为时代环境、文化差异对其形象的产生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论文网

通过总体概述，可以发现大陆地区对于堂·吉诃德和阿Q形象的对比研究，从最初对性格、行为、精神胜利等外在的比较转作对他们内在的思想、信仰、人文zhuyi思想以及导致其产生原因的异质文明等深层次原因加以剖析，比较角度也从单一到多元化的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物形象各自深刻的文化内涵。但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学者对阿Q和堂·吉诃德形象相似性研究较多，而相异性主要是从东西文化的差距来进行比较研究。在此，总结一下学者对于堂·吉诃德和阿Q的进行对比的主要论点：

（一）思想性格与行为表现方面

1.精神胜利法

堂·吉诃德和阿Q的相似性比较最为突出的是他们的“精神胜利法”，两人都以“精神胜利法”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过着自我安慰、自欺欺人的生活。在无法摆脱的逆境中产生的聊以自慰的现实手段，他们以假当真，把想象和幻觉的胜利当成了真实。无论遇到怎样的不利，都采取某种心理调剂方式，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这也成了两位主人公生活的支柱。很多学者抓住“精神胜利法”这个角度对他们进行比较，如税海模认为他们都是“极端的主观zhuyi者”，都具有某种“反唯物zhuyi”的倾向，简而言之，还是两人共同存在的“精神胜利法”。[3]

黎娜的《堂·吉诃德和阿Q之比较》认为“二者都把自己当作生活的强者，其实是不堪一击的这些学者从主人公“精神胜利法”性质的不同进行论述。另有学者认为“精神胜利法”有正能量的现实意义，认为其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形成良好的处世心态。如《堂·吉诃德与阿 Q的精神正能量及现实意义》则是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这个观点未免有些牵强，如果依靠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盲目自信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个社会必然是病态的、无法上进的。

2.个人性格方面

堂·吉诃德与阿 Q的性格特点都是质朴、直率。秦家琪认为堂·吉诃德“十分老实”。堂·吉诃德的荒唐行为往往是出于善良的目的，他见义勇为、维护正义，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阿Q像是“三十岁左右，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4]黎娜的《堂·吉诃德和阿Q之比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两个艺术典型的再认识和探究，她提出堂·吉诃德和阿Q是行走于乌托邦的边缘而丧失自我，结果主观幻想在与客观现实作斗争的过程中矛盾异常突出。[5]但至于阿Q是否真的是在乌托邦式的人物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们何时都不能把虚妄当做坚强，把无知当做善良。那么，阿Q的善良与幻想又怎能说是乌托邦呢？同时，他们都有行侠仗义、反抗的气魄。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崇高还是低俗。堂·吉诃德处处想要行侠仗义，表现自己的英雄气魄。而阿Q虽然不明白的含义，但也嚷着参加。作者认为堂·吉诃德的盲目性在于他的目标和方向，前进的道路上常常“让驽骍自己做主”；[7]而阿Q的真正目的他根本不清楚，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已。因此，他们行为的盲目性必然导致失败。对于结局，堂·吉诃德和阿Q经历了坎坷、可悲可笑的一生，都想成为强者也偶有胜利，但最终都落得孤独死去的下场。堂·吉诃德在临死之前称得上是深刻反省认识到自己的荒诞。而阿Q却在临死也执迷不悟，仍旧喊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张德超、李志斌等的论文都提到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