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苑》卷二（铜釜作声）：

长山朱郭夫妻采藻涧滨，见二铜釜沿流而下，取之而归［3］。

《异苑》卷八（王纂针魅）：

元嘉十八年，广陵下市县人张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日暮，宿祠门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来云：“离情难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3］。

一者在采藻时遇到器物精怪，一者送夫婿远行被化身丈夫的獭怪所昏惑，可想在魏晋至宋这一时期，妇女或许有接触社会的机会，但行旅必要性小，且往往受家庭、籍贯束缚，行旅事由与男子相关，即便少女吴望子，也是路途偶遇蒋山神并与之相恋。

而在占总数96%的男性旅者中，旅者身份、行旅事由更是差异巨大。旅者身份涵盖社会各个阶层，除身份不具者外，士人、商人、道士、沙门、军官、游学生和普通民众都有一定的比例，其中，士人阶层的行旅活动更多，一共34例，占了总数的31%；商人较士人阶层的行旅活动较少，有4例，但这4例故事中商人的人物形象美好，情节较为完整；道士、沙门也共有4例，体现出魏晋至宋时期道教、佛教的发展。先看其中的士人阶层：

士人阶层共有34例，在三部小说中的比例分别是18例，8例，8例。士人出行事由各不相同，有的因公事出行，如出使、出兵讨伐、出行巡逻等，有的因私事出行，如请假回乡、打猎游玩、参加葬礼，甚至于辞官避祸、惮役投窜等，在魏晋乱世的背景下都显得十分合理。若横向对比这三部志怪小说中因私出行，因公出行的比例，却能发现一点变化：

士人活动总数（％） 因公（％） 因私（％）

搜神记 42 56 44

搜神后记 30 37。5 62。5

异苑 21 37。5 62。5

由图可知，这三部志怪小说在时间上正是由魏晋向宋的过渡，那么士人阶层的比例下降，士人因公事出行的比例下降，而因私事出行的比例上升，是否有政治的影响？排除由于后两部小说中身份不具者较多，影响到比例此种因素，或许与晋宋之际高门士族从政风气的变化有关。

“仕贵遗务”，“遗务”，是指不问世务。这本是两晋时期的一种玄学化从政方式，以竹林名士为源头，主张不问世务，注重自身、个人的修行。虽注重了自身的修行，却不能得到施政者应该得到的效果，成为了晋消亡之后人们反思得到的教训。但是到了晋宋之际，这种从政方式被赋予了新的涵义，“仕贵遗务”成为了高门士族保护自身的一种态度，“仕”用来掌握权力，“遗务”则变成了逃避责任的一种方式。高门士族为逃避责任，自然少做公务，不理政事。同时到了宋文帝亲政之后，高门士族的权力受到削弱，无法再主导政治，此时“士大夫的仕贵遗务便是真正的疏离政治”［4］。因此晋宋之际士人阶层不理公务则因公出行较少，为向皇权表明“淡退”态度则游玩、休假等因私出行偏多，就可以理解了。

除士人阶层的行旅活动之外，商人的遇怪故事有4例，《搜神记》中含有3例，最后一例出自于《搜神后记》，是一个特殊的懂咒术会道法的商人，道士与商人身份合二为一。《搜神记》卷四（宫亭湖孤石庙二女）：

宫亭湖孤石庙，尝有估客至都，经其庙下，见二女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