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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昭君形象演变的原因
（一）时代背景
在元代残酷的种族政策下，汉人本就在最后面的两个等级，马致远尽管不是最低一等的南宋遗民，但他终究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汉族文人书生，对于宋和元两代的文人地位的落差问题上，他对此有着非常深刻的感受：一个处于最高地位几百年的群体一夜之间变为社会下九流，心中虽然有怨恨却又无法发泄。作为读书人，褫夺了他们通过读书入仕的权利，给他们带来的悲痛可想而知[4]。读书人在那个时期就如同被剥夺了谋生手段。而在距作者所在年代不远的两宋，是文人地位空前显贵的时期。马致远作为一个在当时不得志的文人，只能游戏花丛，来表达对那个他一心向往的时代的渴望，对造成那个时期逝亡的帝王的哀痛，使他对元帝倾注了复杂的情感。虽然对他不满，但仍在作品中塑造了元帝温文尔雅，温柔多情的形象。马致远的《汉宫秋》通过对元帝的塑造非常隐晦的表达了对异族政治强权的不满。他处在经受民族压迫痛苦的元代，只有借次抒发心中感想，所以写出的作品能更深刻地体现作者的悲愤情感和时代背景。
在明代，虽然国家出现了衰颓的现象，但最终还没有达到亡国的性质，更没有被异族的统治，而《和戎记》《昭君出塞》尽管使人感受到一种与祖国的难离的情感，但是陈与郊等戏曲作家依然处于明末的汉族的统治时期，因此并不能感受到民族异族之际的伤痛，所以所写的剧作“在根本上远没有马致远的作品带有深刻的见解性和感人的力度”[5]。
到了清代，满族入关人们经历着明清改朝换代的沧桑世变，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均不能置身事外而超脱。戏曲家大多数都是亲身经历这场历史变故，身世的荣誉廉耻，浮沉使他们自身不能做到无动于衷，更是多受到民族气节的影响，礼义谦耻，忠孝节义，更多是爰借助舞台上的歌呼笑骂来抒写内心的抑郁和抱怨。当然也有没有亲身经历明清改朝换代的，但是也一样深受那个时期遗民思想意识的影响，同样能体会到民族矛盾的激荡[6]。这样就使戏曲发展带有深厚的表现内容和群众基础，再加上这场变革的深远影响及震撼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二）作者的因素
马致远，号东篱，曾做过江浙省务提举的官职。官职比较低，在杭州住了一个时期，晚年的时候便退离官场，于杭州附近的乡村过着隐居生活。他可谓一生漂泊,政治失意。人生与生活中的苦闷无处诉说，只有从作品中来表达他的思想感情。马致远对《汉宫秋》中王昭君和亲的历史故事中人物形象的制作与环境的创造打破了个人的狭小环境范围，把人物放在国家与民族和历史的大环境之下，这样做是为了使那些南宋遗民产生共鸣。作者为了把个人悲剧升华成时代悲剧，不惜将帝王妃子爱情悲剧放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激化的大背景下展开，从而突出她强烈的反抗精神。
陈与郊(1544—1611)，原姓高，是海宁盐官人。明万历二年(1574)做进士，任太常寺少卿。陈与郊的生活十分安逸，所以他很难体会到国难当头生离死别的痛苦，而在当时明朝又是被汉人统治，并没有那么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而这时作家的主体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文体特征都是为了抒发内心的情感，展示自己的才华，所以他在塑造王昭君这一形象的时候，也就没必要把王昭君塑造成一个充满民族矛盾尖锐的悲剧形象，而是通过对昭君命运的同情，凸显出陈与郊对世事的担忧意识。所以他笔下的王昭君，不过是一个与其他岁月静好的女子一样，是个无助软弱的形象，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的单纯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