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记者隐性采访的道德争议(3)
（三）当前隐性采访手段的变化
隐性采访的特点决定了其采访手段的独特性，特别是随着受众对信息的深度与多面向解读的强烈需求，要想满足不同层次受众的需要，隐性采访的手段就必须与时俱进。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新媒体技术以及数码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隐性采访的手段也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和更加具有隐蔽性。
首先，相比于传统采访方法，当前的隐性采访技术越来越先进，成本越来越低，偷听偷录、窥听窥视逐渐成为主要的隐性采访手段。特别是随着微型摄像机（也包括我们所说的针孔镜头）、录像机、照相机等小型摄录设备的相应出现。这些摄影器材最大的特点是体积轻小便于隐藏，记者可以随意带入事件现场又不被采访对象发现，甚至有的记者在隐性采访时直接将把话筒藏在衣领当中，将摄录设备放在挎包当中，直接挖个小洞就可以拍摄。如在2012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上曝光的麦当劳食品安全事件。记者通过微型摄像机记录下来麦当劳某店的员工无视《袖珍品质参考手册》中对各种产品制作流程的操作规范，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进行再加工。而这些违规操作如果不通过偷拍偷录很难获得。
其次，在记者角色定位上，当前隐性采访一改传统的单一角色定位实现了记者多重身份的转变。为了获取事实真相，记者通过扮演的方式乔装打扮深入事发现场，他们根据当时的情景随时调整自己的角色，他们时而变身为农民，时而化身为城市白领，角色定位各不相同。但为了减少采访的阻力最大程度的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赢得被访者的信任，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武汉晨报》的记者王浩峰在2007写的一片文章“痴人的火眼，照亮一片天中”曾说过在拍摄“飞车大盗”的时候，为了顺利的完成拍摄任务，他甚至扮成一名乞丐，装疯卖傻，吃剩菜剩饭，睡光板，在经历了十三天的考验，才解除了大盗们的戒心。所以说，当前的隐性采访记者为了达到采访目的对于角色的安排装扮更加专业丰富化了。
最后，在参与的方式上，当前隐性采访记者介入式采访的程度加深了。记者本身应该是新闻事件的旁观者而不应该是参与者。当前新闻记者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常常通过隐瞒身份的形式参与到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有的记者甚至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对被访对象进行错误的引导，他们在采访过程中把自己设置为新闻当事人，通过神态、语言等暗示手段促使新闻事件向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甚至在有些陷阱采访中，记者通过设圈套、设陷阱、欺骗被访者进入后再进行采访。有的时候，这种诱导极易加速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例如，1998年8月25日，在《羊城晚报》的头版上曾经报道出一篇新闻。标题叫《本报记者在上海街头报警》，就是记者假装被劫人员而拨打110测试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记者的这种做法就是一种过度参与行为，其带有厚重的策划色彩，虽然能折射一定的社会问题，目的是好的但做法并不可取、这种欺骗的手法不仅会带来不良后果而且长此下去会使媒体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新闻记者在报道新闻的同时不管技术多么发达，采访手段多么多样化，都应始终秉持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客观真实的报道新闻。
二、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引发道德争议的典型事件
隐性采访自打出现就争议不断，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保持中立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争议归争议，对隐性采访这种采访方法却一直没有统一的结论。近五年来来，中国新闻媒体在运用隐性采访手段进行报道时，引发社会争议的事件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有2007年的“茶水发炎”和2009年广东电视台记者揭露的“广州地质调查院工作人员罗锦华卖假报告牟利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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