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之外，只考虑专家的专业意见，这便造成了决策者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民众所感 受到的风险由于舆论一传十十传百被放大，同时对于决策者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的情况产生 了相应的不满情绪，这种欠缺模式便扩大了决策者与民众之间的鸿沟，加剧了民众对于政府 的不信任。

在邻避设施建成之后，政府的补偿措施也存在不合理。为了平复邻避抗争，政府部门常 采用一些补偿手段来缓解与公众之间的矛盾，一般采用货币形式的补偿。如 Simon（1990） 以美国弗吉尼亚洲查尔斯城一个固体废物填埋场为例，地方政府用填埋场开发商给其提供的 垃圾填埋费来减免当地居民税务负担并重建学校系统，以此来降低当地居民对该填埋场的反 对抗争。除了货币形式的补偿，还存在另外一些不同形式的补偿，如上文所说的开发商建设 一些民众所需的基础设施。

但有些情况下民众并不愿意接受政府的补偿，往往采取极端措施，如拉横幅、跳楼等手 段来进行反抗。这种情况多是由于民众认为邻避设施会给附近居民带来不可逆转的健康问题， 以 PX 项目为例，这种不可逆转的健康问题不能用货币来衡量，以钱财来换取健康是不恰当 的。

除了补偿措施外还存在缓解方式，有学者认为缓解方式对于邻避冲突的解决更有效，尤 其是制度缓解。换个说法，即让公众参与到邻避设施选址中，扩大公众参与，使政府决策透 明化，最大程度的保全政府、开发商及民众的利益。

（二）国外公民参与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长久以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决策方式在倡导民主的欧美国家首先遭 遇了挑战，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公民希望能参与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中， 保障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美国兴起了“新公民参与运动”要求参与 公共决策，70 年代以后公民参与运动扩大到世界范围内，强烈要求“公民治理”。以熊彼特、 萨托利、达尔为代表的精英民主理论认为公民只能通过投票被动参与选举，而不能对政治决 策过程产生真正实质的影响。然而与此相对，本杰明·巴伯构建起了强势民主理论，认为自 由和个人的发展只能依靠公民在社会和国家事务中直接的不断的参与才能实现，主张加强社 会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参与，尤其是与公民密切相关的基层生活。约翰·克莱顿·托马斯更是

 本 科 毕 业 论   文 第 7 页 在《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如何与政府加强联系以及如何推进公民与政 府间的合作关系，并构建了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

1969 年，谢里·安斯坦（Sherry Arnstein）在美国规划师协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市民 参与的阶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在该论文中谢里·安斯坦将公民参与分为 八个阶梯，从低到高依次为：①操纵（Manipulation）、②治疗（Therapy）、③告知（Informing）、

④咨询（Consultation）、⑤展示（Placation）、⑥合作（Partnership）、⑦权力转移（Delegated Power）、⑧公民控制（Citizen Control）[14]。公民参与阶梯理论为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指明了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