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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将幽默与讽刺做出区分：“幽默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幽默是冲淡的，郁剔讽刺是尖刻的”。* 林语堂：《论幽默》，《论语》，1934年第33期。林语堂一再区别讽刺和幽默，反对愤世嫉俗、充满怨怒之气的讽刺，推崇超脱豁达的幽默。然而，他的“小评论”随笔创作却显示着幽默实践的悖谬——他有相当多的作品是讽刺而不是幽默，也就是说，在他的幽默观和幽默实践之间产生了分裂。而由讽刺到幽默的过渡趋势，深层反映了林语堂文化选择的变迁。
林语堂“小评论”时期的随笔，既有“社会批评”，也有“文化漫谈”，这两类内容各有不同的侧重。社会批评政治色彩较浓，充满了火药味，有极强的批判意识，仿佛匕首与投枪，事实上是辛辣的讽刺。在《哀梁作友》(In Praise of Liang Zuoyou)中，他悲愤地鞭挞道：“饥肠辘辘的志愿军们为他们的满洲里殊死抵抗，张学良坐在北京颐和园里优哉游哉，蒋介石忙着反共剿匪，刘湘忙着和刘文辉打仗，冯玉祥忙着在泰山之巅吟诗，戴季陶忙着欣赏宝华山美景，林森则忙着在南京路的王玉泰买高档茶叶。”* Lin Yutang, In praise of Liang Zuoyou, The China Critic, October 20, 1932, Vol。5, pp。1219-1220。林语堂这段话讽刺不可谓不犀利，似乎重回到“骂人本无妨，只要骂的妙”* 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语丝》，1925年第57期。的“语丝”时代。他直接批评国民党当局要员“消极抗日”，不顾东北人民死活，这在当时确实冒着较大的风险。其他较为尖锐的作品有《裁缝道德》《论政治病》《脸与法治》《给政客们准备更多监狱》等。这些社会批评随笔保留了“语丝”时期无所顾忌的特色，提刀四顾，直刺现实，批评力度不可谓不大。赛珍珠十分欣赏林语堂英语随笔表现出的“无畏精神”与勇敢，林语堂以直率真诚之笔自由地进行社会批评，“在一个批评执政要人确有危险的时期，‘小评论’却自由地直言着。……我想那一定是由于藉此以表达他自己的意见的幽默与俏皮才能免遭所忌。这种俏皮——披着他人所不敢言的无畏。在不当宽容时绝不宽容”* 赛珍珠：《偶语集》序，今文编译社译，上海：朔风书店，1941年版，第2页。。
相比之下，林语堂“文化漫谈”随笔，却是地道的幽默，冲淡平和，趣味十足，饱含着对中国文化的深情。他开始有意充当中国的最好传译者。在涉及中西方文化比较的随笔中，林语堂自觉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以英语写作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例如在《怎样理解中国人》(How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中国文化之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中国人》(The Chinese People)《论西装》(On Chinese and Foreign Dress)《论裸体运动》(Confessions of a Nudist)等文章中，林语堂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眷恋与维护，这种情感表达明显标示了与“语丝”时期激烈反传统姿态的差异。
林语堂赴美后这种自觉代言人意识最大程度地表现了出来，而立场愈益温和。他在美国的创作，基本都是文化漫谈类的，告别了“语丝”时期的“锋芒毕露”，笔下更多流露出温情与怀旧。他所描绘的中国生活，已经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成为文化中国的想象与呈现。这种理想化的情境展览，是他者的镜像，也是自恋的凝视。因此《吾国与吾民》涌动着浓郁的文化情结；《京华烟云》(A Moment in Peking)中没有恶人形象，全是理想的老中国文明的具象呈现；而《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几乎成了“被抽去了赖以生存的文化内核而成为包裹着异国情调的审美对象”* 施萍：《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仿佛屏风上的金丝雀，它是美丽的，却终究缺乏生机。他甚至将人类文化的未来寄托于“幽默”，认为幽默能够“改变我们思想的特质。这作用直透到文化的根底，并且替未来的人类，对于合理时代的来临，开辟另一条道路”。而借由幽默，人类能够创造一种“微妙的常识，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的文化，由此所有的争端都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1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林语堂试图借助幽默的文学文化实践来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人类问题的万能灵药，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