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无论是弹琴作画的老七金舜铨还是服药、饮酒的老姐夫完占泰，他们都认为功名利禄乃身外事，不过分追求也不强求。他们各自有一方小小的天地，无论经受多大的风浪，都带有不悲不喜、宠辱不惊的淡然。他们是真正的家族文化的坚守者。

（二）站在反叛与坚守的路口的踽踽者

作为家族文化坚守者的金舜铨和完占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人性的闪光点，精神上他们是“巨人”，现实生活中他们却变成了“矮子”。他们俩一个因为饿去练辟谷，一个却穷的连住院费都负担不起。由此种种，金家的弟子有人为了生存，终于观念开始变化，人格开始分裂。这就是老三金舜錤。

金舜錤与金舜铨同是家族文化的坚守者，但是金舜錤的坚守又不如金舜铨那样“忠实”和彻底。他不能做到金舜铨那样被家庭圈子禁锢不受俗世的干扰，保留自己的本心。相反，他是努力接受着社会的变化，渐渐与社会接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是受到了社会的负面影响，逐渐失去了本心。最终的归宿是在反叛与坚守的路口无奈的挣扎。

舜錤排行老三，与二姐舜镅同由二母亲所生。在家中，他和父亲的接触最多，所以在舜錤的身上，父亲的影子最多，受的熏染也最重。在金家的儿子中间他是最孝顺的，对三个母亲极周到尽礼。孝顺的老三在同辈面前常常会露父亲般的专制风格。舜錤对于二格格的婚事是坚决否定的，他的理由很简单：金家经商的门第配不起起金家的贵族之家。凡此种种可见，舜錤是一个十足的古板守旧卫道者形象。

然而随着朝代更替，社会的快速发展，舜錤的思想也在不断悄悄的变化着，他变得越来越世俗、见钱眼开。

他靠着自己一流的文物鉴定水平为文物部鉴定鼻烟壶，得到了六百元的酬金。这让他想不通，一两句话的事，怎么还要收钱！在以后靠着文物鉴定本领和不太光明的“手段”发家致富。当老五的孙子发财拿着元代枢府瓷小碗请老三鉴定时，老三看出碗的珍贵，竟然扣下了那只碗。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时候，戏剧的一幕出现了，他变成了自己最瞧不上的商人。在面对着逝去的二姐舜镅时，舜錤的内心是强烈的羞愧和自责，一方面耻于二姐的商人之妻的身份，一方面自己又变成了为自己所不齿的商人。论文网

正如老三对自己身份转换的深刻体悟那样，自己在世态炎凉中与书香气越来越远，满身充斥着铜臭气，面对自己的变化无可奈何，却还固执地严格要求别人，每当夜深人静反思自己的时候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痛彻心扉。封建家族文化的古板守旧思想已经与日益发展的社会格格不入，金舜錤也是在不断打破自己的观念，渐渐褪去淡泊的本性。在这个慢慢变化的过程中，金舜錤的心情是极其矛盾和无奈的，一方面他不可能完全抛弃以前的士大夫操守，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为了维持一家子的生计抛却淡泊的本心。金家的后人在这时代发生剧变的岁月中终于低下头颅，懂得了“富且益奸”才能得到更好生活的道理。他就站在反叛与坚守的路口踽踽不前。

“如果人物性格的发展缺乏一贯性，人物形象就会失去说服力。在小说中人物性格不一致性往往是一种惯常现象。如在某些娇媚的女性身上表现出的那种反复无常，有时也反映着人物内心的矛盾状态。”[2](P147)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福斯特提出了圆形人物的概念。他认为圆形人物的定义是给人们带来惊奇之感的人物。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金舜錤在小说《采桑子》中就是一个“圆形”人物。他从一个卫道者的形象一变而为见利忘义的商人形象让人瞠目结舌，但是细细想来也是在情理之中。根据小说中描写的社会背景，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从家庭环境来看，原本高高在上的贵胄之家随清王朝的覆灭不再显赫，成家之后又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王松江在《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中曾说“当基本的生存需要都难以满足时，反主体型个人自然不会去实现自己本来就微弱的主体性，他会放纵自己的反主体性，不择手段地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3](P87)正是这样的环境迫使着他不得不改变着自己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