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上市公司自2009年开板上市以来，高派现公司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伴随高派现行为，高传送行为也十分盛行，高传送公司数和传送股比例逐步增加。上市公司高派现，高传送现象已经成为当今证券市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我国近年来随着公司治理的不断创新和完善，针对我国创业板上市企业的相关股利政策与成长性的关系，许多专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63997

2.2.1国外研究文献

Linier教授（1956）首次提出了股利分配的理论模型，拉开了关于公司股利政策研究的序幕。Miller（1961）等提出了“股利无关论”，《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价格》的发表，标志着公司股利政策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Easterbrook(1984)通过研究公司相关债务条款约定对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影响发现，当公司的负债比例较高时，公司的债务限制条款较为严格，公司发放现金股利比例较低；反之当公司的负债比例较低时，公司具有相对宽松的债务限制条款，此时公司的还款压力较小，公司发放的现金比率较高。公司资本结构以及债务合约的变动都会影响公司股利政策分配政策的制定，这与有效契约理论的预期结果相吻合。

Erkki K.Laitinen（2002）选取了芬兰93 家中小型高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设计了一套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的动态业绩评价系统。该评价系统由财务表现、竞争力两个外部因素和成本、生产要素、作业、产品、收入五个内部因素及联接这七个因素的因果关系链组成。其中，中小型高技术企业非常重视雇员积极性（生产要素）、顾客满意度（产品）、产品盈利性（收入）公司利润、流动性和资本结构（财务状况）等因素。

Jensen（1976）研究了管理层行为与公司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股利分配政策有助于减缓公司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同时也有助于缓解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企业通过发现现金股利的形式来减少管理者对公司现金流的控制，从而防止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进行无效的投资决策，进而减少公司的投资损失，同时也减少公司所有者的代理成本。

Detanble等人（2006）通过实证研究美国1973年至2002年期间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发现，相对于公司投资者的投入资本来说，支付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的盈余较少。

Guglar和Yurtoulu通过对德国1992-1995年736家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增加现金股利时，管理层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流量将减少，但却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反之，当上市公司减少现金股利的时候，管理层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流增加，管理层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公司股东的相关利益，进而损害公司未来的利益。

Chatty和Saenz(2005)通过研究税负的减少对上市公司分红比例的影响发现，减税后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增加，先机分红总额在颁布减税方案后的一年内增加约20%。他们同时还发现上市公司高管持股越多，现金分红增加越多，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现金分红比例变化反应越快。

Bhattacharya(1979)通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成长机会越多，公司越会向广大股东分配较高的股利，借以向广大的投资者传达上市公司业绩好、发展前景好等信息。与其研究结果相反，Weston等（1987）通过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未来的成长发展机会越多时，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购置设备等资产所需的资金可能越多，因此公司可能需要留存足够的资金以满足公司未来的资金需求。Mailgram等（1992）通过分析也认为公司未来的成长机会越多，公司可用于支配的现金流就越少，公司可能就会选择少发放或者不发放现金股利，从而减少公司未来发展用资金不足而产生的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