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表现计划生育这一生存背景，郑小驴小说中还着重提炼了阴雨、河、地窖三个意象来叙写青花滩人民的生存环境。首先是阴雨，它本身就带有一种沉重、抑郁、孤独的意味，北妹的自尽、左兰的流产、母亲的下葬、孙疯子的呼号等都发生在阴雨的天气下，既营造了一种悲伤的氛围，又暗示着人物的悲剧结局。其次是长河，它是青花滩人民生存困境最直接的显现：北妹投河自尽、左兰也意欲投河自尽、罗圭在河里游泳时被杀害、孙疯子在河边呼号……无论是自杀，亦或是被杀，还是悲痛心情的宣泄，长河都成为青花滩人民的不二之选。最后是地窖，无论是《西洲曲》里的北妹，还是《不存在的婴儿》里的母亲，亦或是《鬼节》里的二姐，纷纷选择躲在地窖这一极度缺氧的环境中来逃避计生组的围追堵截，令人窒息的环境和极度恐惧的心理导致了流产，原本的避难所也成为了未出世婴儿及其母亲的墓地。

二 青花滩人民的生存困境

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大背景下，青花滩人民面临着不同的生存困境。本文以《西洲曲》为例，将青花滩人民分为以下四类进行叙述：

首先是计划生育的直接受害者，以北妹、母亲为代表。计划生育一出台，对于妇女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乡村人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妇女身上肩负着为夫家传递香火的重任。面对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她们只能选择曲线逃离以示反抗。北妹是一个典型的乡镇女子，面容姣好，相夫教子是她人生的信条，“没个男娃到底说不过去，我辛苦一点就辛苦一点吧”[5]（P7），这句话出自北妹之口，这实际上是单薄的北妹无法改变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产生的无奈与妥协。在躲避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北妹失去了一直以来小心翼翼保护的孩子，伤心欲绝的她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跟随孩子而去。同样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母亲最初并没有和北妹一样选择死亡，但后来母亲时常对着家里的年画怀念逝去的儿子影儿，甚至疯了似的在婴儿山上找自己种植的泡桐树，从而抑郁成疾，选择喝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此可以看出，母亲起初的那种“乐观”精神实际上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精神胜利法”，更是遮掩其生存困境的一道纱。

其次是计划生育的间接受害者（即孕妇家属），以孙癫子和谭青为代表。谭青是一位口碑极佳的油漆匠，在石门和青花滩等地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三代单传的谭家期盼这个儿子如期而至时，噩梦降临：一心渴望男婴的自己与妻子（北妹）整天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在计生组的围追堵截下，孩子胎死腹中；妻子因丧子而伤心过度跳河自尽……接二连三的打击对于谭青来说是毁灭性的，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种种抑郁悲愤的情绪郁结在心，导致其走上复仇之路：首先，一腔怒火的男人用以牙还牙的方式杀了罗副镇长唯一的儿子罗圭，让罗副镇长也尝一尝失去至亲的痛苦；其次，他又将矛头指向八叔，进行了一连串的恐吓、鞭打、以致差点将其煮死的暴力行为。这些以暴制暴的行为不仅相当残忍，而且并不能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反而把谭青推向更痛苦的深渊，经历牢狱之灾。同为受害者的丈夫，孙癫子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反抗形式，即忍耐。每当雨夜，他都会跑到河边撕喊“还我儿啊”，撕心裂肺，这是他唯一的宣泄口，也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而自己就像一个空壳，毫无意义可言，具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绝望感。实际上，孙癫子更能代表一类人，手里没有权利的村民面对计生组的暴力化和非人性的工作实践，他们只能躲，躲不了只能忍，没有尽头的忍耐正是他们最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