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计划生育的执行者，以罗副镇长和八叔为代表。作为计划生育的执行者、剥夺众多婴儿生命的刽子手、许多美好家庭的破坏者，罗副镇长与八叔无疑是众人嗤之以鼻的对象。然而他们在体制之外依然残有人性：八叔会尽自己所能保护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平时害了多少孩子”[5]（P67）；罗副镇长始终不放弃寻找自己的儿子，曾说“女儿难道就不是人吗”[5]（P5）……这些都是他们残存的人性的最好证据，却也让他们陷入了两难困境：法度与人道。另外，他们还有另一种生存困境——政治人格。政治人格的形成，就是因为他们将这种在某些方面得不到满足的欲望倾泻在“政治活动”方面，从而完成了转移和升华[7]。八叔对北妹的围追堵截是想以此为交换条件，逼迫面容姣好的左兰嫁给自己的瘸腿儿子，但计划没有成功的失落感使其把精力放在计生工作上，成为剥夺无辜生命的、冷对死亡的工作机器；同样，罗副镇长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再次生育，便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计生工作上，成为剥夺众多婴儿生命的刽子手。论文网

最后一类人，他们似乎与计划生育无关，实际上也是计划生育的见证者和间接受害者，即以 “我”为代表的少年。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认为，12岁以上的青少年思维已经发展到抽象逻辑推理水平，他们能够考虑到事情的发展和变化[8]。虽说这群成长中的少年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对世界的认知还不完整，但已经初步具备了价值判断能力和认同能力，从而很容易将自己看到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去拼凑一个完整的世界。可见，这一时期发生在少年周围乃至自身的事件对少年本身有着重大影响。“我一直是一个不大受欢迎的角色，这大概和我的孤僻、不爱说话的性格有关”[5]（P9），母亲对“我”也是不大关心的，甚至是漠视的。正因如此，我经常会突然被一股莫名而来的孤寂所招引，而唯一能进入“我”内心世界的便是北妹，北妹去世后，我常常会去墓地同她说说话，这种跨越时空的交流是新奇的，更是悲凉的、孤独的。在陌生的城市里，“自己渐渐如只孤舟，在缥缈的大海中迷航了”[5]（P20），“我”因屈服于友谊带来的安全感与温暖而违背心意结交了“我”唯一的朋友罗圭。在石门的最后一年，是“我”最为孤独的一年，所有的生活都找不到了支点，整个人像是一具散了架的木偶，木然地肢解着孤独。“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未来，在石门通往南棉的那条小道上，处处洋溢着“我”对未来不可名状的恐慌。父母的忽视、北妹的逝去、城市的陌生、朋友的离开……这些构成了少年生活的全部，他们用青春换来最后或好或坏的结果，这也是少年成长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三 生存困境的缘由文献综述

陷在生存困境中的青花滩人民无疑是悲剧的，造成他们陷入困境的缘由也是多种的，具有复杂性。笔者将从地域、城市化、执法力度、人民自身以及对美的追求五个方面来探讨造成青花滩人民生存困境的缘由。

一是地域因素。自然环境方面，在权力严密计划的城市早已平稳接受计划生育的同时，位于穷乡僻壤的青花滩对此有一种本能的反抗。通往青花滩的道路只是一条破烂不堪年久失修的耕路，一年都难得见一辆拖拉机路过，交通的不发达形成了如此闭塞的地理环境，因而青花滩人民依旧生活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当中，从事农业耕作仍然依靠男性为主要劳动力，因而家家希望生下男婴无可厚非。人文环境方面，青花滩人民接受的教育少，思想观念较为落后，对计划生育工作不理解的人多，落后的生育观念在一些家庭仍未得到彻底改变，“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盛行，从而进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当中，故而使得青花滩人民陷入了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