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箴一认为，《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如马二先生即是冯粹中，为著者挚友，其言真率。在‘时文士’中实犹属诚笃博通之士，但其议论，则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至于性行，乃亦君子，鲁迅说：例如西湖之游，虽全无会心，颇杀风景，而茫茫然大嚼而归，迂儒之本色固在”。[4]（P470-471）马二先生既然是“诚笃博通之士”，如何又“迂儒之本色固在”？大抵新文化人物以打破儒家传统为光荣，凡遵行儒道者均见其迂腐，其实对“儒者之心肝”既无理解，更无具体分析。以马二先生为例，在当时政治经济教育科举体制弊端下，其仁厚之心，随时变易从道之意，均应加以高度赞扬也。刘大杰云：“吴敬梓的反封建、反礼教、反迷信，并且从各个角度上，批判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虚伪和腐朽，都表现出他进步的思想内容。” [5]（P318）说吴敬梓反礼教是一种误解，略微注意《儒林外史》中对古圣贤人的敬仰，对于当时诚实守礼君子的赞扬，即可知吴敬梓实非反礼教者也。 游国恩等学者认为：“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基础上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精彩描写，都因合理的夸张，而取得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6]（P270）上文所举《儒林外史》之描写实例，未必是夸张，如周进在当时撞号板，范进中举后心情极度高兴，一时昏傻；范母极度喜悦后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去世等，在现实世界中是经常出现的现象，有科学根据。有学者认为《儒林外史》作者“能摆脱《金瓶梅》那种纯客观的、近乎自然主义写法的影响，对生活素材进行审美加工和提炼。”[7]（P435 ）此种说法误以为《金瓶梅》是“纯客观的”的写法，又以为吴敬梓写法与《金瓶梅》作者大异，其实二者都是精心选择自己所最熟悉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素材”，并非是对一般的“生活素材”进行审美加工和提炼。袁编《中国文学史》认为《儒林外史》的几代儒林士人，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8]（P289 ）其实，不能说“八股制艺”“毫无价值”，考试选拔人才本来不错，关键是掌握考试权力者之心术如何，参加考试者之心术如何。[9]

二、空空道人评点《儒林外史》文化创意：从王冕艺术形象发现作家遗传生命缺陷论文网

    空空道人评点《儒林外史》[10]发现吴敬梓遗传生命缺陷，值得重视。比如说秦老的干亲家受时知县的委托，请王冕画了二十四幅花卉，题了诗在上面。那知县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家居的大官僚危素看到了知县送来的王冕画册，也被王冕的才华折服！王冕拒绝了邀请，时知县为了他在老师危素面前的脸面，不得不亲自来邀请。王冕躲避不见。王冕为了逃避官吏的压迫，风餐露宿，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租个小庵门面屋，卖卜测字，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卖与过往的人。又过了六年，王冕的母亲老病卧床。他百方延医调治，总不见效。 吴敬梓描写朱元璋亲自来拜访请教王冕。王冕的意见是： “大王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两人促膝谈到日暮。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面饼，炒了一盘韭菜，自捧出来陪着，吴王吃了，称谢教诲，上马去了。 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王冕并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半年之后，朝廷果然遣一员官，捧着诏书，带领许多人，将着彩缎表里。从上文内容可见《儒林外史》所描写的王冕言行许多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吴敬梓本人却很认真地说：“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寿终于家。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吴敬梓上述言论给人一种感觉：他所写的王冕的人物事迹才是真实的！空空道人指出吴敬梓笔下的王冕实乃艺术形象，与真实历史人物事迹并不完全相合。吴敬梓修辞不当亦在《儒林外史》描写中清晰可见。如云：“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著来买。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朋友，终日闭户读书。”上文对王冕之赞扬言过其实，“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显然不是事实，不要说不满二十岁的王冕，即是苦读苦学数十年的天才，也不能“无一不贯通”。在吴敬梓的笔下，王冕形象有点怪癖，走向了极端，实质反映了吴敬梓本人的某些心理异化感情。[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