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徐光启与利玛窦，学界多是分开研究的，将两者联系起来多是从两者益友以及合作伙伴的关系角度出发的。如汤开建、张忠鹏的《徐光启与利玛窦之郊游及影响》[1]，叙述了二人的相识相知，他们认为徐光启和利氏之间的交游对徐光启构建西学体系以及完成身份角色转变有重要意义，与利玛窦的相识令徐光启对于西学的看法日趋多元，主要体现在其构建的科学知识体系，其中包括了历法、天文、舆地、水利、算数、筑造铳台等方面，而在神学方面也深受利玛窦的影响，从而使他最终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杨泽忠的《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过程》[2]则是从伙伴关系角度叙述的，并论述了二人所译《几何原本》前6卷对中国思想文化以及近代科学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几何原本》不仅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它也为中国的传统数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前景并促其继续发展，此外，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此后利用演绎方法来进行经学研究。另外还有一些以利玛窦与徐光启角度看明末西方文化的研究，如彭彦芬的《从利玛窦、徐光启看明末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命运》[3]，文章从西方文化在明末传播背景，徐光启与利玛窦之间的交往以及文化传播的情况来探讨西方文化于明末在中国的命运。本文试图立足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利玛窦来华时传播宗教的情况，主要的宗教思想以及将徐光启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简析其面对西学的态度和造成其思想转变因素，进而探讨利玛窦对徐光启宗教观的影响。

二、利玛窦来华

（一）晚明社会状况

1、国内

（1）社会危机。

徐光启生活的年代（1562-1633），大约相当于历史家所说的晚明时期。而这一特殊的时期便决定着其独特的时代特征，结合黄宗羲和王夫之的说法就是这个时代具有“天崩地解”[4]和“推故而别致之新”的特点。[4]而晚明社会也主要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条路线来主要研究。

首先便是政治方面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党争所带来的政治的无序和官场的污浊，而这两者也是相互影响的，正是政治的无序导致官员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常常以行贿为捷径，而官场的吏治腐坏又造成了官场的某些制度规则形同虚设，这又加剧了政治的无序。

贪污成风导致对下层民众的压榨也在加深，这也使得内忧外患。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占有土地最多，在社会上影响最广泛的是官绅地主”。[5] 因此产生很多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再加上明末的连续不断的天灾，国内农民起义不断。国内的混乱也同样带来了军事危机，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出兵伐明，神宗深感辽东覆军损将，虏势益张，边事危急。

（2）资本主义萌芽

    穆宗以及他的辅政大臣于隆庆元年（1567年），主张取消海禁，实行比较灵活开放的政策，也准许民间进行对外贸易。晚明时，还形成了以澳门为中心的私人海上贸易。私人海上贸易也便成为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契机，而这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江南市镇也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丝绸业和棉布业两大类专业化的市镇。[6] 另外，带有雇佣方式的手工业作坊开始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市镇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也相应崛起，形成了著名的十大商帮。商人的社会地位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但市镇的兴盛也有其被动性，因官府对民众的压迫加重，人民迫于生计，需要他们去市场进行商品交换。

（3）明末思想呈现出活跃的开放性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