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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的结尾，欧阳予倩通过武松杀嫂的场面描写，表现出潘金莲对武松深刻的爱，以及她对自由爱情的至死不悔的追求。武松要杀潘金莲为武大报仇，潘金莲根本不害怕，在临死的时候，她还认为，“能够死在心爱的人手里，就死也甘心情愿！”临死前，她径直倾诉对武松的爱：“我今生今世不能和你在一起，来生来世我变头牛，剥了我的皮给你做鞋子！变条蚕子，吐出丝来给你做衣裳。你杀我，我还是爱你！”欧阳予倩以充满激情的笔写潘金莲为爱而死。“爱的热情与死的意识在潘金莲身上结合了起来，使潘金莲的死亡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1]。在欧阳予倩的笔下，时刻涌动着的是“五四”文学的波涛，是个性解放，潘金莲形象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形象。欧阳予倩塑造的潘金莲形象对封建社会的反抗，沐浴着觉醒的新时代女性的光辉。欧阳予倩对潘金莲的重塑，使这一艺术形象如涅槃的凤凰，获得了新的生命。
关于欧阳予倩话剧《潘金莲》的创作原因，有论者指出，“欧阳予倩的话剧深受西方浪漫剧的影响，他的《潘金莲》承载着更多五四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的现代理性和人性观来批判中国专制、非人的文化传统的意愿”[2]。欧阳予倩在话剧《潘金莲》中对潘金莲形象的描述，是他对于传统社会机制的反思，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欧阳予倩将一种“划时代意义”的表达寄托在潘金莲这一无助、柔弱的女性身上。欧阳予倩透过话剧《潘金莲》对潘金莲悲剧形象的描写，表明了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迫，从而鼓励和倡导人们应该要有伦理上的觉悟。与其说新文化运动推崇的是民主，倒不如说是通过伦理道德的革命为民主制度的建立扫清障碍。简言之，“五四”运动的爆发，让更多的学者认识到了文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道德价值的问题，在“五四”运动中，伦理道德革命导致了整体性的反传统。事实上，在欧阳予倩的话剧《潘金莲》中，他所描述的潘金莲对于自我与传统伦理有着清醒的认知，同时，还有深深的绝望。
对于女性与传统伦理的关注与反思，也是五四时代的一大思潮，当然，这也深深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五四”运动期间，著名的文化大家胡适、鲁迅、茅盾等人都创作出了大量关于女性以及女性解放的文章，如《贞操问题》、《我之节烈观》、《妇女问题与新性道德》等，从而来提倡一种新伦理，一种解放妇女的伦理。在先进的现代伦理观念中，男女平等意识以及女性自身的独立与自由意识，对于当时传统的中国而言具有深深的冲击作用。
欧阳予倩想表明，在男权社会以及当时中国的整个文化机制里，作为一名女性而言，她是不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甚至有时候女性的生命也可以说是由男性赐予的。在封建社会里，男性通常意着权威，甚至在那个社会里，男性是神圣伦理的化身，为此，在当时对于男人而言，他们往往可以利用崇高的名义来随意践踏女性。显然，欧阳予倩试图改变过去的男权主义，从而对潘金莲形象进行了重新的改写和塑造，改变了潘金莲形象在《水浒传》和《金瓶梅》里的局限性。在封建时代，封建文人在创作《水浒传》和《金瓶梅》的过程中，常常以男性的视角去描绘潘金莲的形象，这或多或少将传统的伦理也带进了自己的作品当中，而且站在男性视角来写潘金莲，其自身对传统伦理也是一种绝对的认同与文护。欧阳予倩生活在现代，一个呼吁男女平等的时代，他将自己的视野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紧紧相连，并重新审视潘金莲与其背后的伦理关联，也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潘金莲的形象得到了新的定义和定位。以至于潘金莲在欧阳予倩的笔下能够真正地从女性存在的意义与传统伦理冲突而存在。至此，潘金莲形象本身又有了新的转向，转向一种女性意识与社会伦理的冲突，以此引发人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