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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欧阳予倩的戏剧《潘金莲》描写潘金莲的苦难命运和悲剧追求仅仅是开始。作者的努力在于创造一个压抑的痛苦的潘金莲形象，从而改变了潘金莲的负面形象，使得潘金莲第一次作为一个正面、备受同情的形象而出现。欧阳予倩不仅有意将潘金莲的欲望、通奸、谋杀和其他邪恶的事件作了淡化处理，更重要的是，欧阳予倩详尽的叙写了潘金莲走向邪恶之路的内外动因：外界无形的压抑，以及由之而带来的潘金莲内心的无尽苦闷。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与《金瓶梅》相比，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欧阳予倩将潘金莲的自我冲突与追求外在化、社会化了，从而转换成为人与社会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社会没落的机制带来了人在追求中的悲剧命运。就这样，欧阳予倩首先为潘金莲的拯救模式打开了另一扇门，并影响了后来者。
崇奉力与美，张扬爱与死，是话剧《潘金莲》的主题曲，欧阳予倩对潘金莲的描写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与反封建意义，与“五四”妇女解放运动一脉相承。欧阳予倩创作《潘金莲》时受到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日本流行的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潘金莲对武松勇力的崇拜，因热爱武松而宁愿死于武松刀下的献身热情，无不带有唯美主义的倾向。也可以这样说，话剧《潘金莲》的创作，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外文学交流融会的结果。
二、女性宿命般的悲剧命运——何小竹笔下的潘金莲
1963年出生于重庆市彭水县一个教师家庭的苗族作家何小竹，是著名的新锐诗人和小说家，最初以诗歌创作登上文坛，1980年代曾参与“第三代”诗歌运动，是著名的诗歌社团“非非主义”的代表诗人之一。从1995年开始，何小竹涉足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爱情歌谣》及“女巫系列”等大量中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因“具有较强的实验性和先锋性而引起过争议”[3]，甚至被一些批评家指责为“低级、下流”。
何小竹小说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小说的实验性很强，内容和形式都相当前卫，表现了何小竹的锐气和探索精神。《潘金莲回忆录》采用了虚拟回忆录的形式，以“诗人的笔法”和“凝练的文字”，对《金瓶梅》进行了改写，并“穿错交叉”，将古代的生活和现代的生活相融合，将历史和今天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小说《潘金莲》在一方面是对潘金莲这一人物的往事进行回忆，而在另一方面是对马行为代表的一些现代人的日常生活进行描写，以此从“女性性意识”的角度进行解读，揭示“女性在这个世界中永恒的悲剧主题”[4]。
“我在阅读原著时发现，在《金瓶梅》这本书中的女人只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嫁为人妇，一种是沦为青楼女子也就是做妓女。总之，他们的存在是依附于男人的。她们不会有自己的生活，更不可能有属于自己的天地。”何小竹在文本中采用第一人称直接叙述，发表看法让自己来传达潘金莲近于宿命般的悲剧命运，表现了他对男权制度下女人命运的关注，以及对男权社会的批判，使作品洋溢着一种人文主义关怀的基调。《旧约•创世纪》中说，上帝先创造了男人亚当，然后取下他的一根肋骨，用肋骨创造了女人。这隐喻了男人创造了女人，女人是依附于男人存在的。正因如此，女人没有历史，或者说女人被剥夺了书写历史和在历史中为自己辩护的权力，而由男人书写的历史被打上了鲜明的性别的烙印，充满了男性的偏见和谬误。在《水浒传》和《金瓶梅》中，潘金莲被扭曲了，她被当做是淫荡的典型，而她的痛苦和不幸却给刻意地回避了。对于这种对潘金莲的严重误读，何小竹忍无可忍了，他要进行反拨，“去除男权意识的遮蔽，从事实出发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潘金莲来，他在《潘金莲回忆录》中成功完成了这种叙事冒险”[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