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篇：白先勇《孽子》中的新爱情观同性恋
- 下一篇：论电影《新少林寺》对《少林寺》的突破与发展
（二）选取方言词，形成独特的语言效果
文学作品中语言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动词、名词的巧妙运用，不仅可以增加趣性，丰富人物的性格，而且也可以表现出一个作家对当地民间语言的熟悉程度，是表现地域风格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单位》中，单位在分梨时，大家发现梨烂了许多，于是都带着沮丧的心情回到了办公室，决定也不像往日分梨时仔细挑梨了，而是离谁近的那堆就是谁的，之后的办公室当然又是热闹的。“大家得了梨，都开始赶紧用刀子剜梨，捡最烂的剜剜吃。”[2]这简短的一句话中，连用了几次动词——“剜”，这个词语算得上是地道的河南方言口语，生动的表现了人们的动作，比“削”、“切”等动词的效果来得直接、形象。
又如《一地鸡毛》中，写小林的老婆在单位通了班车之后下班早的情景。“晚上回来也很早，过去要戴月亮，七点多才能到家，现在不用戴了。”[2]这句话中的“过去要戴月亮”、“现在不用戴了”是书面语“披星戴月”的口语式表达，前者的运用可以使文章显得轻松随意，同时也少了些后者的拘束感。
再如，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也带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如“磨桌（豫北土话，形容极矮的人）”（《塔铺》）、“老肥”（《新兵连》）、“李狗剩”（《温故一九四二》）、“严白孩、严黑孩”（《口信》）、“孬舅”（《头人》）等，不仅很符合他们的身份，而且口语化的名字读起来也显得极有亲切感。还有，小说中也善于运用地方特有的专有名词，如“剪发头”（《塔铺》）一般指短头发的女生，“打老腾”（《新兵连》）是指两个人合床、分头睡，这些方言词语的使用都使得小说的语言表现出了独特的语言效果。
总之，无论是“故乡小说”还是“机关小说”，“故乡”意识在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刘震云在《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中所说的：“故乡就是国家，无论你生在哪里，都会给你身上和心上打上基本相同的烙印。”[3]这些不仅奠定了小说的思文背景，更为重要的是使他小说的语言具有了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使刘震云的作品在新世纪的文坛上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二、独特的反讽技巧
刘震云是一位不断追求进步的作家，他在创作新作品的同时，也在探求语言在自己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反讽。纵观他的一系列小说，语言上的反讽技巧越来越成为他作品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
在小说中，反讽不仅是一种积极的叙事模式，而且也代表着作家的一种精神立场。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中，鲁迅首开语言反讽的先河，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善于运用反讽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张爱玲的多数小说看似在诉说女性的悲剧苦命运，诉说自己“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爱情观，但其中也暗含着许多的言语反讽。如《金锁记》、《红玫瑰白玫瑰》等作品中，在张爱玲苍凉的叙述背景下，言语反讽显示出了悲剧效果，作者不仅在讲述主人公悲剧命运，也是在慨叹自己的时运不济。所以说，不同风格的作家其作品所表现出的反讽技巧也是各有千秋的。
而作为新写实作家的刘震云，则认为反讽不一定是一的批评，也不一定是悲叹命运的不公，而应该更多的是一种幽默和智慧，是一种自我娱乐式的调侃。“刘震云将反讽的主题定位在对控制人们日常生活权利之网的嘲讽上，但对网中挣扎的人给于同情。”[4]他认为即使是官场里争权夺利的官员们，也有他们的难言之隐，在批判他们腐败堕落的同时也给予他们一定的理解。从而使他的反讽语言给作品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在他的许多小说的言语叙事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