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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潘金莲的悲剧所具有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潘金莲是女权主义的觉醒者
对于潘金莲对命运进行的抗争，我们如果站在现今的文明角度去看，她可谓是一个争取妇女解放的先驱者了，是一个勇于向旧社会抗争的女英雄，争取独立和个性解放，大胆的追求幸福的先驱者，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烈妇形象。她对于爱情和个性的追求在“坚硬如冰石的男权社会中，犹如一条涓涓流淌的小溪，昭示着一个自身主体的觉醒。”[8]
1．坚持自己的个性，向男权社会进行抗争。
在《水浒传》这个男人占主导的世界里，其实描写的女性形象少之又少，仅有几个像母大虫、母夜叉、一丈青之类的彪悍女子，这些人连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都没有，潘金莲却是一个有名有姓有来有去的女性。因为大户的纠缠，她被迫去向主人婆娘告状，表示不愿意。但是大户却记恨于心，宁可不要一分钱将她嫁与武大郎。本来，潘金莲是一个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女子，她仅仅是一个男权社会之下的牺牲品而已，但是不愿意屈从的个性，让她遭到了主人的无情报复。她不考虑一切后果，为了文护自己的人格独立和真挚的情感，同时也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她选择了抗争，选择了向封建世俗社会发起一次勇敢的挑战。
2．展示女性意识，遭到无端的贬低。
对于潘金莲，作者给她最为客观的评价就是“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关于“偷汉子”，从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其错误的，是被绝对禁制的。但是，对于潘金莲“爱偷汉子”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单单的从常规而论，其实这一切是有它的特殊性的。在我看来，潘金莲的偷汉子其实是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对她进行的迫害，是潘金莲对生活的抗争，是她强烈的女性意识的集中表现。她做小侍女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荡妇，更没有爱偷汉子的毛病。在面对主人百般勾引的时候，她没有选择就范，像阎婆惜、金翠莲那样去享受“外宅”的种种富贵。她的不甘心任人蹂躏，不屈从于主人的淫威，表明了她其实是一个有志气、有追求、有见识的奇女子。然而她的天真，她对封建社会认知的缺乏，她以为告诉主人的婆娘就可以安然无恙了，但事与愿违，等待她的却是如此不幸的婚姻。潘金莲一个弱女子，不甘于命运的安排，乞求得到满意的爱情与婚姻，她这种对爱情自由的强烈追求精神在封建社会尤其是程朱理学问世后是多么的难得。
在潘金莲女权意识的觉醒过程之中，她对女性权利的争取和文护之心是令后人所感叹的。婚姻不能自己做主，这是潘金莲背叛家庭的根源所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面对一个五尺身长没有一点英雄气概的武大郎和武松做对比，潘金莲顾不上那些封建伦理纲常，她大胆的做出了一个当时社会所有女性不敢做的举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争取她作为一个女性应该有的权利。而面对这种人之常情的事情，施耐庵的态度却是坚决否定的，因为女性还在封建社会的压迫中，她们承担了许许多多的压力，一方面由于社会的伦理道德压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她自己的羞耻感。即使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也不能将感情所表现出来，而是伪装成一件无所谓的事情罢了。然而潘金莲却没有这样做，她早已抛下一切，顾不上什么羞耻感，她这只渺小的飞蛾只想为了自己的爱情和理想奋然起飞，不管前面的熊熊火海。但是在武松这里，潘金莲得到的却是一顿臭骂。后来她受到了西门庆的勾引，这其实是潘金莲压抑多年的情感宣泄，也是她对封建包办婚姻的一种无声的反抗。谋杀亲夫，更是她个人对当时男权社会的一种赤裸裸的挑战。如果说潘金莲只是一个逆来顺受、安分认命、浑浑噩噩、枉渡一生的女人，也许她就能避免“身首异处”的厄运，但是她不是这样的女人，她是一个有个性、有追求、富有活力、不安分的、进取型的女人。她有自己的追求，她并没有像传统的家庭妇女那样，美貌又忠贞，团结兄弟，孝敬父母，遵守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德”，而是饱受压抑而又不甘屈从的畸形人生。这是与封建社会下的男权逼迫是密不可分的，剥夺她的婚姻自主权是封建男权，使她失去人身自由的也是封建男权，最终让她丧命的依然是封建男权。像张大户、武大郎、西门庆、武松这些人，他们在男权的保护下，完全置女性的权利不顾，甚至以她的鲜血而得到英雄的称号，再用“荡妇、淫妇”这样的罪名将她彻底的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