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不同空间下的行为差异

前来吊唁的宾客中有一类属于“捧场者”。与其他吊唁者不同，他们始终和主家一起留在丧礼现场。这类人属于自发的帮忙者，大都是和主家关系亲密的朋友。丧礼开始后这批人往往最先到来，吊唁之后便留下来帮主家制作孝袍、孝帽，或是同后来的吊唁者寒暄。吊唁的时候，他们会比一般的宾朋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悲痛之情，礼节也更加周全（一般的后辈宾朋吊唁时可能会对遗像以鞠躬代替磕头，但这些人基本不会），虽然他们行的礼金未必是最多的。一些女性宾客会哭泣得格外悲伤。然而之后在灵堂里帮忙时，他们则谈笑自若，庄严肃穆一扫而空。其中有些妇女会和同伴们插科打诨。相较于一般的宾朋，他们也显得更为随意。丧礼进行到第二天晚上6点左右，死者的遗体需要被运回原籍，这批捧场者陪伴着主家一同前往。在此过程中，死者的儿子们和次子的几个结拜兄弟坐在灵车上守护死者的遗体，其余的主家人员及前去捧场的宾客坐在一辆大巴上。一路上，宾客们无拘无束地聊天、说笑，其中两三位妇女竟和大老知开起了玩笑，大巴内的气氛始终较为欢愉。主家人员对此并不反感，有时还会参与其中。

到了死者老家之后，陪同的宾客们则呈现出另一种状态：面色凝重，沉默寡言，交流也多以窃窃私语为主。同时他们会积极配合大老知的安排（虽然此时几乎没有什么事需要他们来做）。即便有同当地吊唁者交谈的必要，他们也会谨言慎行，避免出现纰漏。在举行最后的丧礼仪式的过程中，他们只是安静地站在外圈围观（内圈大都是死者本家）。这种状态持续到大巴车返程时才结束。

本次丧葬事件存在典型的空间跨越，即丧礼与葬礼在矿上和原籍老家分开举办。在这一过程中捧场人员的身份发生了转变，其行为在不同空间下也体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首先其身份的转变要回归到“人情”的层面进行解读。在丧礼当中，“人”本身就是最具有价值的一种资源，所谓“送人情”亦非仅仅指提供金钱或实物，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指个人的“出席”和“到场”。这是“人情”的重要形式之一，同时也是良好关系的一种体现，即我们关系好我才出席，才送你这个人情（行多少礼金反倒是次要的）。按照这一逻辑，出席或帮忙人数的多寡成为了衡量一场丧礼是否风光隆重的重要指标，其背后包含的是一个家族所拥有的“人缘”或社会关系。正是为了展示这种“人缘”，才有了四十余位捧场者陪同前往老家的场面。在矿上时，这批捧场者同主家体现为互为“演员—观众”的关系（如图1）；而到了死者老家之后，他们同主家之间则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结构（如图2），

其表演所面向的对象与所接收的表演行为的来源均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行的宾客好友与主家一同作为徐州的“来客”——尽管此时同主家的表演性互动仍在继续——他们在更大的层面上扮演着共谋者的角色。在这里，他们需要协助主家将丧礼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即要为主家“撑面子”。正如上文所说，原先在矿上表现得较为随意的人们到了死者老家之后随即显得庄重收敛，积极服从大老知的安排等等。另一方面，他们作为观众也时刻接收着来自老家亲朋与主家的表演行为，并产生一种主家在老家同样具有良好人缘的印象。这种复杂的结构在主家的精心安排下得以产生，基本体现了个人的行动策略在建构一场隆重丧礼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