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决策是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约束下进行的决策，危机决策又是危机管理的核心。我们探讨的主要是公共部门危机治理领域中的决策问题。公共部门是危机决策的重要主体。然而目前我国的公共部门危机预警的防范意识薄弱，往往是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才去干预。量变决定质变，每一个危机事件的爆发都是长期积压的结果，如果能够提前发现提前控制，危机处置的成本会低很多。所以决策理念直接关系到危机事件各方的利益。

赫尔曼认为“危机是威胁决策群体的首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决策的响应时间是有限的，形势往往出其不意的朝着决策群体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危机的不可控性会导致他可能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管理者应该有这样的理念——群众的利益大于一切。在危机处置中牢记宗旨意识，减少损失。

我国对于危机决策没有树立危机常态化意识，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标准查错思路，没有一开始就把公共危机管理的日常工作有效地做好。预防和准备阶段的危机决策工作不重视，没有把重点放在决策的防灾减灾，防止危机的源头上，很多决策者存在“补漏”的治理理念，使危机决策往往成了事后决策，这相比于事前预防和事中决策要更加困难，投入成本也将大得多。

另外，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和政绩观的影响，导致公共部门决策者在危机决策时往往难以顾全大局。

（二）决策主体的局限性来自优O尔P论R文T网WWw.YoueRw.com 加QQ7520`18766

危机决策的中心是决策主体，而决策的质量正取决于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在内的决策主体。从“非典”到汶川地震以及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等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决策主体在这些突发事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转型期，由此导致的公共危机事件多发客观上要求必须有强有力且高素质的决策主体存在，这对决策主体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作为公共危机决策的个体，是决策系统的基本要素。所以决策者需要有大局观，需要有决断力，能够随机应变。另外，危机决策的一个正式组织应当是具有全面听取不同群体的意见的危机决策组织，中国的决策机构的决策机制不健全，普遍存在“一言堂”的弊病。

吉登斯认为我们的社会步入了一个“风险社会”，这个风险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自然事件了，越来越多的人为性事故开始发生。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公共部门官员，在纷繁复杂的危机处理过程中，理性是有限的，这时候决策者会选择相对简单的决策模式，会更加趋近于“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的决策。这也决定了这类决策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决策，这一点在林德布罗姆的渐进决策模式更加具有代表性，渐进决策模式适用于在信息、资源不完备的情况下做出相对理性的决策，并且在事态发展中通过反馈不断对决策做出修改和完善。绝大部分的决策者在面对突发危机的时候受制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是无法做出严密的决策方案的，这就是决策者的局限性。

（三）危机决策研究常态化不足论文网

 就当下中国公共部门危机管理的现状来看，它像是一个被动反应的机制。就好像社会生了病，国家才会去花大价钱治疗，而对于常态化的危机决策研究投入很少，不可否认，危机事件是具有很大变化性的，危机会随着环境的发展而改变，决策者需要根据变化做出调整。这对于危机决策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能够深入了解危机发生的原因，过程、结果，还是能总结出一些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