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6]P110。列强从中国攫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众多特权。就经济方面来说，主要有商埠权、租借权、海关行政管理权和协定关税权，鸦片贸易合法化、掠夺华工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沿海内河通航贸易权和内地通商权，并在华大肆倾销商品和扩大投资。至1894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约为1.2亿美元，其中贸易和银行业为7000万美元，占全部投资的68.6%；航运业为1334万美元，占11.17%；工业为1425万美元，约占12%，[7]P133依据不平等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共有35处，分布在18个省。这表明，“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企业投资主要是服务于其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的”，[8]P271列强经济势力已经渗透、侵入沿海至内地的中国广大地区，中国被卷入资本zhuyi世界市场，再无法置身于世界发展之外，不得不去接触和了解世界。

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9]P159-160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发生分化。以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为首的清廷大员和开明士大夫接触了西方“船坚炮利”之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主张向西方学习，追求“自强”和“求富”，兴起了匡扶清廷的自救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先后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立起近代陆海军。同时也进一步促使他们认识到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需要具备新学知识的人才，人才在学习西方，图强自立方面的意义重大。李鸿章奏称：“选募学生出洋肄习西学、培养人材实为中国自强根本”。[10]P2020刘坤一和张之洞则说：“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政治，非人无由”，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和“奖劝游学”的建议。他进一步指出：“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11]P323-336洋务派开始策划派遣留学生，兴办新式学堂。

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式教育终于迎来了破冰的一刻。1862年8月，恭亲王奕䜣奏请创办京师同文馆，我国第一所新式学堂正式诞生。洋务学堂遭致倭仁与张盛藻等守旧官员言词激烈阻挠，市井非议也不绝于耳，甚至帝师翁同龢都称：“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12]P519-521虽然如此，新式学堂仍顽强克服阻力，不断发展起来。因为“开办的这些新式官办学堂是当作训练人材的场所，特别是在于培养有关军事上的各方面人才”，使得“这些学校的创办人的革新措施”终于获得“批准”。[13]P58至1894年，洋务派共创办新式学堂24所，其中培养外语类7所，培养工程、兵器制造和轮船驾驶等人才11所，培养电报、通讯人才3所，培养陆军、矿务、军医人才各1所。③[14]P162除了京师同文馆外，著名的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操炮学堂和工艺学堂、广东实学馆、福州电气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

新式学堂教学活动需要具有新学知识背景的教师，传统教师制度难以培养出这样的师资。《益闻录》曾有文这样评说道：